从“前进”联盟到自创媒体

早在2002年，在印度一家非政府组织CHETNA（Childhood Enhancement through Training and Action）的支持下，印度的流浪儿童和童工建立了一个名为“前进”（Badhte Kadam）的流浪儿童和童工联盟。这一联盟旨在鼓励印度的流浪儿童和童工集体发声并为自己争取权利②。起初，这些孩子们试图和当地的媒体合作分享他们的故事，但这些付出并没有回报。孩子们觉得大众对流浪儿童和童工知之甚少，媒体的关注点也往往集中在流浪儿童犯罪的事件上。因此，2002年5月，来自新德里不同地区的35名儿童在一次例会上决定建立一个自己的新闻媒体，亲自去记录这些故事，以改变人们对流浪儿童和童工的看法并且维护他们的尊严和身份，而这一媒体就是《儿童之声》。

最初，《儿童之声》只是一份印地语的、仅有两版的印刷季刊。随着采写内容的丰富，很快增加到四版、八版。从2014年起，由季刊改版为月刊，并开始发行经过翻译的英语版。现在，《儿童之声》已经成为一份十六版、双语种、每月发行5000份印地语版和3000份英语版的月刊③。同时，用户也可以在网上订阅《儿童之声》的网络版。另外，它还在社交网站Facebook和Twitter上注册了账户，分享编辑部成员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状态。

从“流浪儿”到“小记者”

《儿童之声》现有一个平均年龄14岁的报道团队，其中包括1位顾问、1位主编、1位副主编、7名记者以及30名Batuni记者（类似“通讯员”，提供新闻线索）。这些Batuni记者大多是未接受过教育的幼儿，只能够进行口头的采访活动但不从事新闻写作。接受教育和培训后，他们可以加入到新闻写作和编辑团队中来。他们主要在新德里及其周边的哈里亚纳邦、中央邦和北方邦地区的七个城市活动。这些成员大多数来自非政府组织CHETNA以及“前进”流浪儿童和童工联盟，并且居住在当地的贫民区或棚户区。同时，还有将近10,000名儿童以“编外记者”或“作者”的身份为其工作，并成为该报的忠实读者④。成员们也会投入大量时间去劝说一些家庭允许他们的孩子加入《儿童之声》，并通过这份报纸为这些孩子提供半工半读的机会。不过，这些孩子每月需支付5卢比（约为人民币五角钱）的费用⑤，这些费用是为了确保每位孩子获得足够的参与感，同时用来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培训以及补贴出版报纸的花销。

该报现任主编昌德妮（Chandni）曾在印度街头卖艺和拾荒。4岁时，她跟随家人从北方邦的巴雷利搬到新德里。一年后，她开始和父亲一起在街头表演唱歌、跳舞。2008年，父亲突然中风死亡，昌德妮结束了自己的街头表演生活。失去了家庭经济支柱，年仅11岁的昌德妮开始在街头拾荒。2009年，当她在街头遇见来自非政府组织CHETNA的志愿者后，她的生活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2010年，在CHETNA的帮助下，昌德妮不仅参加了当地户外公益学校的课程，而且还在业余时间参加了记者培训课程。2014年，她开始逐渐接管《儿童之声》主编的工作。2016年4月，她被邀请去印度的班加罗尔为TED做了一次18分钟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昌德妮除了讲述自己的故事，更多时候还是在谈论她所编辑的报纸《儿童之声》，以及这份报纸如何改变印度流浪儿童和童工的生活。自从昌德妮接任主编以来，该报的发行量已从每月的4000份飙升至5500份⑥。

姗诺（Shanno）是《儿童之声》的前主编，她满18岁时辞去主编的职务，开始承担该团队的顾问工作。在这之前，她只是一个从12 岁就开始在印染厂工作、每天忍受着“酒鬼”父亲折磨的印度童工。加入《儿童之声》后，她不仅成为一名出色的记者，还拥有了自己的专栏“观点与反观点（Tota-maina）”，这其中就包括对政府童工政策利弊分析的文章等。如今，姗诺已经开始攻读社工学位，并立志成为一名社会活动家。对于《儿童之声》的成员们来说，最艰辛的一点就是他们需要在极度贫穷的经济状态以及家庭反对的环境中工作。姗诺在一次半岛电视台的采访中承认，在最开始的时候她不得不通过欺骗父母来继续其在《儿童之声》的工作⑦。

据统计，新德里大约有51,000名流浪儿童，最小的只有5岁⑧。他们大多是被父母抛弃或者离家出走的儿童，靠乞讨和拾荒为生，经常会遭到言语或肢体上的性虐待。现年19岁的库马尔（Kumar）就曾是其中的一员。9岁时，他逃离了虐待自己的父母，在当地的一家火车站拾荒。在几年的流浪生活中，他不幸染上毒瘾。后来，在非政府组织CHETNA的帮助下，经过多年痛苦的戒毒过程，库马尔成为《儿童之声》的一名记者。

报道主流媒体缺失的故事

从报道选题来看，《儿童之声》集中关注童婚、警察暴力以及流浪儿童受到侵害等现实问题。2015年6月，该报Batuni记者鲁斯塔姆（Rustam）因提供了一条关于童婚的素材而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响。这则报道最初刊登在当月报纸的头版，后来，该报又对该事件进行了持续报道。这些报道引发了当地活动家的抗议，迫使警察介入并阻止了这场童婚事件⑨。

2016年，《儿童之声》报道了一篇影响很大的警察暴力案件。报道称，印度的警方强迫火车站居住的儿童去捡拾铁轨上因为自杀或意外事故留下的血淋淋的弃尸。这篇报道被多家主流媒体转载，受到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最终，印度国家儿童权利委员会采取行动制止了警察的暴力行为⑩。

作为一家集中为流浪儿童发声的媒体，《儿童之声》希望能够尽量报道主流媒体缺失的故事。例如，印度多家主流媒体曾就冬季如何取暖的问题进行报道，但文中都未曾关注到流浪街头的儿童。因此，《儿童之声》的成员们决定将他们的报道视角集中在为印度流浪儿童提供取暖及寻找避难所的建议上。

鉴于社会和大众对流浪儿童的偏见以及这些儿童自身的自卑现状，《儿童之声》不仅关注流浪儿童和童工生活的苦难和困境，而且也积极报道流浪儿童的善事善举，例如归还失物或帮助寻找偷窃物品的故事，试图改变社会对他们的偏见以求获得更多的关怀和帮助。

《儿童之声》还关注更高层面的政策和法律问题。通常而言，政府在讨论儿童权利时，关注的只是拥有家庭的入学儿童。而那些流浪儿童、童工甚至是无学可上的儿童的生活质量根本无法保证，很多孩子不知道自己的出生日期，一个15岁的少年会被当成19岁的成年人来看待。鉴于此，《儿童之声》发起了一场名为“Aadhar”（意为“依据”）的运动，旨在为新德里城区已知出生日期的流浪儿童争取国家身份证明。另外，2015年11月，《儿童之声》为新德里的流浪儿童以及童工做了一次抽样调查，并试图追踪1,320名儿童的生活轨迹。通过此举，他们希望向警察和政府证明在有限的资源下尚可调查流浪儿童和童工现状，那对于拥有更多资源和财力的政府机构来说，关注和调查印度的流浪儿童现状也并不是一件难事。不过，这次调查虽然引起过印度政府和警察的关注，但并没有实质的后续政策跟进⑪。

经济来源和运作模式

《儿童之声》完全由非政府组织CHETNA资助，没有任何盈利。其每月发行的报纸大多数都会由该报成员们免费分发给为儿童权利工作的警察局、非政府组织，以及一些政府部门、流浪儿童、成员们的父母和普通市民等，剩下的小部分报纸才会交给当地的报摊售卖，每张报纸的售价是两卢比（约人民币两角钱）。大多数人更愿意通过网络订购《儿童之声》的网络版⑫。

作为一份完全由流浪儿童和童工办的报纸，《儿童之声》编辑部从采集素材、编辑内容到发行销售的工作都由成员们自己完成。孩子们一旦加入这一媒体，就要开始接受基本的新闻教育和采编技能的学习，对于这些从未接受过教育的孩子们来说，这也是一项巨大的挑战。所有的孩子早上都会去学校上课或参加收费课程，下午两点他们开始为编辑部工作。因为大多数的成员都是未成年人（18岁以下），所以他们不会从中获得任何报酬，但会得到交通补贴以及一些其他费用的补贴。等到这些孩子们成年后，他们可以自主选择工作，包括带薪支持报纸工作，为非政府组织CHETNA工作，攻读更高学位或者寻找其他工作。

《儿童之声》的选题大多来自于印度北部地区的流浪儿童和童工。一方面，成员们会利用自身的优势接近报道对象，进行实地考察和采访；另一方面，成员们也会定期和“前进”流浪儿童和童工联盟中大约10,000名成员进行交流，以便获得更多的新闻素材。如果一名Batuni记者找到了值得报道的素材，他们会通过电话或者面谈将这则素材分享给编写团队的任何一名成员。当然，这些儿童记者们在采访时也常常会遭受来自童工雇主的反对和威胁。《儿童之声》的报道大多配有图片，除非被报道的儿童拒绝出镜和拍照。记者杉布（Shambu）通常负责摄影，相机在成员们之间轮流使用，他们有时也会使用手机拍照。

和所有的新闻媒体一样，《儿童之声》每周在其办公室（位于新德里一个破败的地下室）开编辑部例会。在这间地下室，主编昌德妮主持每次会议的召开，成员们每人拿着最新一期的报纸围坐成一圈，分别提出自己的选题，通过头脑风暴式的讨论以及团队合作来决定报道素材、报道内容以及报纸排版等。作为主编，昌德妮往往也会向成员们提出一些譬如“你需要更深入的调查”“你的故事不够连贯”等类似的专业意见。像所有的主编一样，昌德妮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要决定把哪些故事放在报纸的头版，以及去平衡关照那些选题没有入选的记者的自尊心。例会结束时，他们会制定出一份完整的选题策划方案来确定最新一期报纸的内容。之后，每位记者和作者会重新整理自己的素材并在纸上写下自己这期的新闻报道。姗诺作为前主编和现任顾问，会和主编昌德妮一起将写好的报道录入电脑并进行最后的校对、检查和排版，之后再将排好的版面送去印刷。

声名鹊起与发展困境

随着《儿童之声》影响力的扩大，一些国际媒体和机构开始接触、采访甚至记录其成员的生活和故事，这些小记者也随之成为名人。例如，他们报道的关于贫民区孤儿无法入学的故事在英国第四频道上播放，而这些小记者自己的故事也被拍成纪录片在这一频道播放。虽然该报在报道上获得了成功，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但依然没有获得广告投资和政府的支持。主编昌德妮曾表示希望扩大报纸的覆盖范围，并将其发展成为一家盈利的媒体，而这也是参与其中的流浪儿童和童工的愿望。

随着社交网络的兴起和普及，《儿童之声》的编辑记者们也不甘落伍，他们也在Facebook以及Twitter上开通了账户。不过，该报在社交网络上的影响并不乐观。该报于2016年9月加入Twitter，迄今只发送了89篇推文，关注者也仅有225人。再看Facebook，虽然该报账号已经拥有了5,322名关注者，更新频率也高于Twitter，但可能由于更多使用印地语发文，互动量较少，传播效果并不明显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