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滢、张小娅】全球传播视野下的2017年“一带一路”研究

2017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第五个年头，随着这一战略构想本身的逐步丰富和完善，相关研究的数量和质量均呈现上升态势，学者们的关注点开始朝着纵深化的方向拓展，不仅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有所创新，研究的立意和视野也更为包容和开阔。国内研究者在“一带一路”国际舆情监测领域深耕细作，在战略策略层面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建议，更进一步站在全球的高度预测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国际学者更多地从历史脉络和中国的特殊性角度展开研究，在经济合作和全球治理等方面多有新颖论述。

国内学界：舆情、战略与格局

这一年我国有关“一带一路”的研究主要围绕三个方面：一是国际舆情，研究者们在情感倾向、形象塑造、议题议程等维度上取得了新的突破；二是传播战略，经过几年的研究观察和积累，一些切中肯綮的实操建议浮出水面；三是全球格局，“中式全球化”概念的提出和对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呼唤凸显了研究者们对“一带一路”未来发展的乐观判断。

    1. 国际舆情的情感倾向与议题缺失

“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舆论场上的传播情况是国内学者持续关注的焦点，这一领域的研究在2017年较为集中。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提出至今，国际社会对它的认知和态度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能够得出一个历时性的趋势；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召开也使国际舆情有一个相对集中的爆发。

清华大学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分析了以美国、英国为主的多家国际知名报纸、电视网、杂志等媒体涉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报道，将议题的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2013年—2015年，报道主题是介绍“一带一路”的基本信息，提升关注程度，情感倾向是“观察与了解”；2015年—2016年，报道主题是质疑“一带一路”在实践过程中的可行性以及中国政府的动机，情感倾向是“谨慎与疑虑”；2016—2017年，外媒一方面对“一带一路”心存质疑，另一方面则期待通过“一带一路”延续全球化进展，情感倾向是“焦虑与矛盾” [i]。媒体“情感倾向”维度的引入及其与不同阶段报道议题的对应使舆情研究从平面化走向纵深和立体，为更好地把握国际舆论走向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亚太地区重要国家对“一带一路”的态度是另一个舆情关注焦点。孙有中、江璐选取澳大利亚的四家主要新闻媒体作为考察对象，对 51 篇报道进行报道趋势、报道主题、形象塑造三个层次的统计与分析，发现这些媒体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报道总量较少，但呈上升趋势。报道强度与中国政府“一带一路”政策阐释、推广、双边外交/经贸活动强度成正相关。报道信源在行业间分布相对均衡，但过度依赖欧美西方智库和发言人。其中，政治报道和经济报道存在明显差异，前者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形象塑造较为主观和负面，关注中国崛起可能带来的地缘政治变局及对现有国际秩序的威胁；后者事实陈述较多，因此更为中立甚至正面，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将为澳大利亚和沿线国家带来利益[ii]。这项研究证实了中国政府在国际舆论场上进行“一带一路”倡议相关议题设置的有效性，对政治报道和经济报道差异的辨析有助于下一步国际传播策略的改进。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很多是非英语国家，对其他语种舆论场的研究颇有难度。周亭、程南昌采用机器与人工相结合的方法，采集并分析了2017年上半年全球18个语种、27个国家和地区的482家境外媒体和20家高端智库的“一带一路”相关报道。他们发现，“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功设置了国际传播的媒介议程，对于“一带一路”相关议题的报道，呈现出了发达国家和地区重点关注、周边国家和地区密切追踪、沿线国家和地区持续发力的特点。但研究同时指出，境外媒体对“一带一路”的报道大都集中在宏观层面，许多与对象国的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重点项目并未进入媒体议程[iii]。媒体议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并影响受众议程，明确指出境外媒体报道议题的缺失点是这项研究的重要意义所在。

   2. 传播战略的重点难点与理论框架

如何改进“一带一路”倡议的传播战略，使国际社会更准确、有效地接收并理解相关信息，从而更顺畅地与之对接？学者们在这方面提出了一些有见地的观点和建设性的实操建议。

程曼丽提出，“一带一路”对外传播重在解疑释惑。由于各国与中国的关系状态不同，对中国的认知、感受不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意图理解不同，难免出现惯性思维、对接困惑、认知落差、现实忧虑等问题。她认为应避免宏大叙事，由一般性的政策阐释转变为针对性传播、嵌入式传播和精准传播，及时回应不同国家对“一带一路”的关切与质疑，使对方在全面知情的情况下消除误解，摒弃成见，融入“一带一路”的共建中来[iv]。“解疑释惑”思路的提出建立在对国际社会态度的敏锐感知和对历史背景、国际关系的全面掌握，不仅对“一带一路”传播具有指导意义，也是我国整体对外传播战略的难点和重点。

另一个难点是不同舆论场之间的对接。唐润华、牛天指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涉及多方利益主体及多重交互关系，进而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也会存在不同的舆论场域。对于“一带一路”倡议解读和传播过程中会产生不同舆论场间的对接，主要表现为国内外舆论之间的对接以及国内政府和民间舆论场的对接。他们提出构建协同有效的“一带一路”对外传播战略，包括建立集中统一的组织指挥机构，实施一体化的对外传播策略。在策略层面，提出了落实政策传播，精准对外传播，开展智库合作，优化国内舆论生态等建议[v]。这项研究的突出贡献在于强调国内舆论与国际舆论之间的互相影响，并提出相关应对策略，这一点是当前全球传播生态下最不应被忽视的。

对传播理论与规律的探索以及如何运用规律制定传播战略是学者们长期努力的方向。陆地认为，由于“一带一路”的起点在中国，延伸和连接的国家大部分在中国的周边或周近地区，因此，周边传播理论可以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周边传播理论的核心是信息由内向外扩散、信息传播的能量（数量、强度、效果）由中心向边缘、由近及远递减，因此，“一带一路”的传播也应该遵循这种信息传播的基本规律[vi]。周边传播理论的引入为“一带一路”国际传播战略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契合度较高的理论框架，作者对中国周边传播圈层的分析鞭辟入里，对内周边与外周边传播连带效果的强调具有应用价值。  

   3. “中式全球化”与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

也有一些学者跳出对外传播的局限，从全球传播的高度审视“一带一路”给世界格局与国际信息传播秩序带来的变化。

史安斌、盛阳指出，随着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实施，我们可以预期一种“中式全球化”（Sino-globalization）模式会在包括新闻传媒业在内的各领域逐渐成型。“中式全球化”秉持的是中华文化“和”“仁”“天下”“大同世界”等传统理念，旨在发展以“团结协作、共生共荣”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建立起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媒介和文化领域的“中式全球化”模式应以“对话、合作、调适”——而不是西方强势媒体所奉行的“对抗、征服、 垄断”——为其基本理念[vii]。继“英式全球化”和“美式全球化”之后前瞻性地提出“中式全球化”，这与中国不断上升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相匹配；强调道义感召力和互联互通，目的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

宋美杰采集了 Factiva 数据库收录的国外媒体2013年9月至 2016 年2月有关“一带一路”的英文报道，绘制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新闻流通图景。他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了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建构，以往被世界忽视的边缘国家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新闻流通网络中心，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新闻流通在数量、方向上出现了深刻变化。“一带一路”倡议超越了文明差异和历史因素的影响，拓展了沿线国家、地区之间的交流合作，增加了沿线国家、地区之间报道和联系的紧密度，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viii]。这一判断是否准确有待更多的实证研究，但是，作者基于数据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对国际信息传播秩序朝着更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积极影响，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国际学界：历史、中国与发展

  国际学界对“一带一路”倡议同样保持了较高的学术热情。约翰·奈斯比特、彼得·诺兰等享有盛誉的中国问题专家出版了专题著述或章节，来自国际关系、国际经济、国际传播等领域的学者在同行评审的英文期刊上发表了数十篇论文。这些研究的学术路径和现实关切各有不同，却出现了一些重要的相似点，值得国内研究者关注。

   1. 从古代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概念的提出借用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多位研究者也将历史视角带入自己的研究，其中包括帝国主义扩张和殖民史。

  诺兰在《认识中国》一书中，从贸易史、航海史、宗教传播、朝贡制度等多个角度梳理了丝绸之路的历史发展，以及航海大发现之后葡萄牙、荷兰、法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对南海海域的殖民，他指出，中国和中亚、东南亚以及欧洲之间的关系可回溯数千年，而“一带一路”倡议为这些复杂深厚的历史关系赋予了新的生命力[ix]。

  土耳其学者Küçükcan认为古代丝绸之路实现了民族、地区和国家的交流沟通，是全球化的早期形态。19世纪以来，帝国主义争霸、民族国家形成，事实上导致了全球化的放缓，而放眼当下，世界经济彼此依存、合作互通，而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运动却相伴而生，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另一种“全球化”的可能性，从东至西，纵贯南北，惠及各个参与国[x]。这一观点在多个研究中得到呼应，约翰·奈斯比特指出，欧美国家的政客正在倒向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中国在此历史背景下“逆势而动”，正在重塑全球化的面貌[xi]。

  两位新加坡学者在地缘政治和帝国主义的语境中梳理了“一带一路”叙事在官方和学术话语中的历史变迁。他们从谱系学出发，发现19世纪下半叶的德意志帝国将地理学知识用于殖民扩张版图的规划，并视古代丝绸之路为中欧陆运通道中的重要一环。两位学者认为“丝绸之路”并非是不言自明、有着清晰界限的存在，而是一个“抽象性和隐喻性的概念”，由古代中国对文化交往、贸易关系、与外部世界发生关联的各种想象物所组成[xii]。

  2. 从动态话语到中国特色

  多位学者回应了中国官方对“一带一路”被比作“马歇尔计划”的态度，并在论述中从不同角度呈现了倡议的独特性。

  两位新加坡学者注意到官方和学术话语中大量使用和空间有关的比喻，包括“走廊”“桥头堡”“通道”等，营造出诸如 “流动”“联通性”“结合”“移动性”的意象。这些意象迥异于传统地缘政治中多为静态性的用语，释放出对国际社会更富有吸引力的合作精神[xiii]。

  波兰学者Kaczmarski通过对官方文件和讲话进行文本分析，对比了一带一路倡议与俄罗斯政府提出的欧亚经济联盟（Eurasian Economic Union，简称EEU），认为二者在目的、组织框架、实现路径等重要方面均存在本质差别，因而不太可能因争夺影响范围而产生摩擦冲突。该学者认为，中国政府的倡议更具功能性和实用主义，更强调多边主义，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出发点、经济一体化为目的的超大型工程，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国际组织——开放度高、形态灵活、除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之外并未建立制度性架构。该研究还指出，相比较EEU单一明确的地缘政治解读，学界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解读更多元化，包括从“韬光养晦”到“有所作为”，公共外交和软实力的实现工具，和低收入国家的双赢合作，等等[xiv]。

   3. 从经济合作到和平发展

  当下的国际安全局势日趋复杂，国家失败、贫困失业与宗教矛盾叠加在一起，为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提供了契机。对此，多位学者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经济合作前景提供了从深层次治理安全隐患的解决方案。

  奈斯比特认为，中国充分理解经济发展、就业机会能够提升民众的自我认同，带来可持续的和平和地区安全。土耳其学者在研究中强调了经济与安全之间的极其重要的相关性，他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包含多个政局不稳、宗教派系错综复杂的中东国家，这些国家急需行之有效的、非武力干预的解决方案。在此前提下，曾在古代联系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丝绸之路的复兴，提供了在该地区重塑区域性地缘政治秩序、继而挑战现有国际格局中霸权主义的可能性，因而引发了普遍的关注[xv]。

上述研究从历史的、比较的视野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了经验性的观察与分析，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规范性的评价与肯定，认为倡议对“新型全球化”“和平与发展”等重大命题给出的解决方案富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通过用现有参照物作为类比，远远不足以实现对它的理解。

【本文由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批准号：2017JT001）、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名称：《“一带一路”倡议在拉美：传播与对接》）】

（刘滢：北京外国语大学yl12311线路检测(中国)有限公司副教授；张小娅：北京外国语大学yl12311线路检测(中国)有限公司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