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中旬，清华大学新媒体传播研究中心与腾讯网·企鹅智酷共同发布了《智媒来临和人机边界：中国新媒体趋势报告（2016）》。2016年被视为智媒元年，智媒时代已经到来。智媒是人工智能与物联网等技术与传媒业结合而产生的一种新型媒体形态，即数字媒体。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帕特里克·亨利·温斯顿（Patrick Henry Winston）教授认为：“人工智能就是研究如何使计算机去做过去只有人才能做的智能工作。”①2017年7月20日，国务院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正式开启国内人工智能的新篇章。另外，也有学者认为，没有所谓的人工智能。根据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副主任安德鲁·李普曼（Andrew Lippman）的观点，所谓的人工智能，都是人类智能在新的平台上的延伸，属于人类的智能，而且人工智能面临道德问题。李普曼指出：“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要不要把人类的智能移到电脑上去。”②
从传播学角度讲，基于人工智能的数字媒体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概念，而是一种新型的传播方式。它不仅能进行大众传播，还能在此基础上进行精确化传播。这意味着传播内容特别是强势话语的辐射力会更强，同时，强势话语还会抓住特定读者群。因此，人工智能将对国际传播产生深远影响。
国际传播是全球范围内的信息流动和交换。国际传播是国际关系的一部分，是主权国家实施国际战略、外交政策的手段之一。在国际传播中，传播的信息本质上服务于本国或本区域的政府。就当前中国国际传播而言，其目标与使命可概括为：提升中国媒体实力和中国文化软实力，使我国媒体在国际舆论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和作用；塑造良好国家形象、提升我国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打破西方舆论垄断，促进世界信息传播秩序更加公正合理；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了解世界，架起中外文化交流桥梁；关注全球性的人类问题，促进国际发展，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主观性是国际传播的一个内在特征。一方面，国际传播具有“错位”性质，记者与其受众不在同一个时间和地点。当一位驻外记者从驻在国对其国人报道新闻时，大多数受众对新闻来源国没有亲身体验，甚至可能一无所知，完全依赖驻外记者的个人观察。而另一方面，因为国际传播具有跨区域、跨文化性质，驻外记者因此受到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根据斯蒂芬·瑞茜（Stephen D. Reese）和帕梅拉·休梅克（Pamela J. Shoemaker）提出的“等级影响理论”（hierarchy of influences）③，任何制度下的媒体报道都会受到不同层面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包括新闻人特征、媒体日常运营机制、媒体机构、社会机构与社会力量、意识形态等。在此基础上，李喜根教授进一步指出，国际传播受到传播渠道、国家关系、国家经济实力、国际传播秩序和规则、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国家新闻管控、国家法律政策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不同的影响因素和社会力量在传播过程中互相博弈，最终生产出的传播内容是各方影响达到平衡的外在表现。”④
智媒时代的国际新闻传播教育面临迫切需要解决的三个问题。第一，如何完善人学教育，确保人机共存时代人的“伦理把关”？第二，如何培养学生的探究和创造性思维，以生产更有创造性的内容？第三，如何建构中国文化自身的叙事，以寻求中西叙事的对话与沟通？
本文反思当前国际传播教育的缺失，建议将人学教育、协作教育和中国叙事学教育融入国际传播教育当中。
孟子是最早把教育二字连起来用的人。《孟子·尽心篇》提到，君子有三种乐趣，父母健在，兄弟也没有什么灾病事故，可以躬行孝悌，这是第一件快乐的事情；为人处事合乎道义，上不愧对于天，下不愧对于人，对得起自己良心，内心安宁，这是第二件快乐的事情；第三件快乐的事情就是得到天下的优秀人才而教育他们。
从教育二字的汉字结构来看，教育就是培养人的良好品德。教，象形字，古文字形里，像手持教鞭抽打孩子，令其听从长辈的教诲。故《说文解字·教部》说：“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象形字，古文字形里，像妇女生产之状，有子倒出，羊水四溅，表示生育。《说文解字·云部》说：“育，养子使作善也。”“育”的篆书字形是个颠倒的“子”字，表示为人子而不孝。古人认为，不顺从的孩子尚且教育，何况是顺从的孩子呢，更当教育。从此看出，培养人的良好品德是中国传统教育的根本目标，也是中国传统教育的基本特点。
传统的人学教育有五种方法。“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有像及时雨滋润养育的，有帮助养成品德的，有帮助发展才能的，有解答疑问的，有（靠品德学问使人）私下受到教诲的。
人学教育不仅是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问题，也是当今智媒时代解决“人学空场”问题的迫切需要。人工智能不可能进行伦理思考，越来越多的学者看到人工智能中存在的伦理问题。在新闻传播领域，智媒技术已经带来一系列的传播伦理问题。正像彭兰教授所指出的，隐私权和被遗忘权、信息茧房、信息鸿沟、虚拟与真实的边界等伦理问题都需要人文观照；韩鸿、彭璟也对人工智能算法机制缺乏把关而助推了假新闻的泛滥表示担忧。⑤作为工具，人工智能技术不能自动引导新闻传播秩序和理性，可能会造成“意见自由市场”的混乱。未来传媒行业人机共存，人的“伦理把关”作用将愈显重要。“人工智能必将改变世界，但不会改变媒体的基本逻辑，即以人为中心进行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⑥
人工智能在媒体中已开始应用。2016年里约奥运会中，腾讯的协作机器Dreamwriter撰写了3000多篇新闻报道。如今，应用人工智能报道的相关词汇层出不穷，比如数据新闻(data journalism)、计算机辅助报道（computer-assisted reporting）、计算新闻(computational journalism)、机器人新闻(robot reporting)、自动化新闻(automated journalism)、开源新闻(open-source journalism)、 算法新闻(algorithmic journalism)等。这意味着新闻内容生产将进入更为广阔的领域，带来新的可能性。
但在实践中，人机协作受到关注。国内的今日头条，国外的Facebook、Twitter、YouTube、Snapchat、Instagram等均开始大批招聘人工编辑，参与内容审核，依靠人类从已经筛选过的大规模内容中选择最好的内容进行推荐。这对以技术优势为自身定位的科技公司来说是一个巨大转折；同时，学者也开始关注算法过程中的人机协作，而不仅从技术的角度来讨论算法对新闻内容生产与流量分发的影响。可见，在信息爆炸时代，内容推送不能只凭算法或人工编辑，而需要把算法推荐和人工编辑优势结合起来，从而提供个性化、精准化的高质量推送服务。
人工智能催生了媒体发展新业态。媒体人从简单重复性的工作中解放出来，与互联网、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合，协同创新，将更多的精力释放到更有创造力的内容生产上。新闻传播教学目标和教学方式也将随之改变。协作教育方式符合当前需要，应该加以重视。协作教育提倡师生合作，重视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能力的培养以及个性的健康发展，主张取消分数而以发展学生的自我认识、主动性和积极性为目标等。具体到课堂上，协作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积极动脑、认真思考、踊跃发言的习惯，鼓励学生真正参与课堂教学，主动探究新知，并把自己的探究过程用语言表达出来。
协作教育方式产生于协作教育理论。它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的重要教育理论，受西方罗杰斯（Carl R.Rogers）等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及教学理论的影响，主要代表人物是苏联著名教育心理学家阿莫纳什维利。当时，苏联教育实践以教学大纲为本，只注重传授知识、技能和技巧，往往忽略对学生态度、兴趣和能力的培养；同时，教学以教师为中心，教师发挥权威和主导作用，往往忽略学生一方。在此历史背景下，阿莫纳什维利等教育家提倡协作教学方法，鼓励学生独立钻研、主动进取。
协作教育本质上也是主体的生成和建构过程。根据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的“镜像理论”，通过他者可以反观主体，而主体也只能在与他者认同的交互过程中确立起来。换句话说，主体是交往的产物，是社会交往建构出来的。在照镜子前，婴儿还没有确立一个“自我”意识。从镜像阶段开始，婴儿就确立了“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对立。换句话说，婴儿只有通过镜子认识到“他人是谁”，才能够意识到“自己是谁”。“他人”的目光也是婴儿认识“自我”的一面镜子，“他人”不断地向“自我”发出约束信号。在他人的目光中，婴儿将镜像内化为“自我”。
协作教育可以提升学生主体意识以及与他人的交往能力，并在此过程中培养探究思维，提高批判性思考能力、创造能力、创新能力、创业能力，以及人机合作能力，更好地应对人工智能、5G、AR和VR、可穿戴设备、传感器等技术。
中国传统教育的基本特点是“重视道德的培养，而忽视才能和技能的训练；重视师生间的承袭而忽视创造和发明；它的基本目的是培养统治阶级所需要的各级官吏，而不是建设国家的各种人才。归纳起来说，中国传统教育是教人怎样做人，而不是教人怎样去创业，怎样去开拓前进，怎样去创造社会，这样一种教育思想可说是源远流长”⑦。从此意义上讲，协作教育可以弥补中国传统教育中创造思维的缺失。
依靠强大的人工智能技术，西方文化叙事的扩散性会更广阔，也会更深入更精准，面对西方的话语垄断，我们的国际传播需要建构自身的文化叙事和话语体系，开辟中国与世界交流和对话的新境界，推动建构全球信息传播新秩序，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为此，国际传播教育应该开设中国叙事学课程，重温中国经典哲学思想，教会学生用“一多不分”的话语讲述中国故事。
“一多不分”宇宙观是哲学家唐君毅教授首先提出的，与以假设为基础的西方形而上学和认识论形成鲜明对照。唐教授将“个别”与“整体”之间特有的相互依存的全息性关系视为中国文化对世界文明的杰出贡献。美国夏威夷大学的安乐哲（Roger Ames）和田晨山教授发扬继承了唐教授的观点，以此诠释中国哲学的内涵，带领世界重读中国经典。
安乐哲教授认为，西方思想文化的本质是“一多二元”，而中国思想文化的本质是“一多不分”。在“一多二元”中，“一”代表主宰一切的上帝，决定宇宙的秩序；上帝创造了世间万物，即为“多”。“一”与“多”之间以及多个独立个体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即所谓“二元”。
相比之下，“一多不分”是另一种话语体系。“一”和“多”指自然宇宙、社会万物以及人与人之间是相通、互变、互系的，浑然一体；一内含于多（万物）之中。比如，四季既是分明的，又是互相延续的。“一”与“多”是互含不分的，因此称“一多不分”。简而言之，所有的人和事物都是内在联系在一起的，难以分开，彼此都是对方存在的条件。换言之，“没有上帝对自然世界的主宰性，却有万物互系不分性”⑧。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例。
首先，从这个词组的英文翻译中，就可以比较中西差异。“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般翻译为“community of(with)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意思变成了“共享未来的人类共同体”，“命运”两字没有翻译出来。因为英文“destiny”或“fate”与中文的“命运”含义不同。Destiny或fate有“命中注定”的意思，而且有命运由上帝决定的含义。在中文里，“命”指特定对象，是先天赋予的本性，这是个定数，而“运”是一个变数，表示时空转化，人生穷通变化。所以，常常说“命已定，运可改”，运气到，命运随之改变。这里含有通变思想，即通则不乏，变则可久，这是中国文化的精义之所在。万物相通，一多不分，浑然一体。
其次，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上，中西叙事也是有差异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质是认同世界文化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寻求“理解、交流、合作”。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总部的发言中说：“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中国古人就对事物的差异有深刻理解。在《道德经》第29章中，老子就写道：“夫物，或行或随，或嘘或吹，或强或羸，或载或隳”。世间事物与人性情不一，有的前行，有的随后，有的缓和，有的急躁，有的强健，有的羸弱，有的自爱，有的自毁。所以，古人提倡“和而不同”（harmony of differences或harmony without uniformity）。习主席提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化交流对大家有益。”
从字面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当于西方的“地球村”概念。“地球村”是上个世纪60年代最早由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提出的，成为西方全球化的萌芽。因为文化差异会带来“文明的冲突”，所以西方全球化试图倡导西方主导的“共同价值”，以经济一体化推进政治一体化，最后消除地域界限，消灭文化差异。旧体系的崩溃，新的体系建立。
可以看出，“地球村”是“一多二元”的西方叙事；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典型的“一多不分”的中国叙事。“人类命运共同体”贯穿了“一多不分”的中国宇宙观。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用“一多不分”的思想讲述中国故事，用“一多不分”的思想建构中国话语体系。
中国文化叙事都是源于“一多不分”的宇宙观。“天地皆相通”“天人合一”，“中华文化不是把‘人’设为不可改变本质性的（being），而是人人联系不分的‘做人过程’（becomings）”⑨。在与西方叙事的互鉴中，田辰山教授梳理出了贯穿中国故事的“以关系为本”或“以道为本”的大道至简的红线。“中国故事讲的是‘以关系为本’，‘以道为本’，张扬的是一多不分天地人、格物致知、通变思维以及崇尚‘中和’。”⑩
与西方相比，中国传统价值观有三个明显特点。第一，从关系出发，以关系为基础去思考问题，追求和谐、和而不同，不崇尚个体性或一己主义；而西方的自由、平等、民主都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从个体出发的。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自由不是毫无约束的个人自由，而是充分享有家庭参与、大家参与和社会参与的机会，平等是人民的、社会各个阶层的平等；民主是各个阶层的民主。第二，鼓励竞争，但更崇尚互助。第三，不担心财富不多，但担心分配不均。
安乐哲教授说：“‘一多不分’观为儒学和中华文化内核；期待新世界文化秩序的呈现，需以儒学‘一多不分’的意识增强人类命运共同感，领悟从‘一多不分’文化视野去理解中国与世界未来的途径。”
作者：北京外国语大学yl12311线路检测(中国)有限公司执行院长、教授章晓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