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基于再版数据统计进行的世界图书生命研究报告，通过量化的方法将经典图书的内容特征描绘出来，指出图书的经典传承史就是人类思想、情感、道德等精神的成长史，同时也是人类不同文化的融合发展史，经典图书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思想基础。这种基于再版数据的图书生命研究对于用销售数量、市场价值去衡量图书出版价值的方法是一种突破，揭示了出版作为人类精神生活方式的本质。
世界图书生命指数研究项目委员会[1]以再版次数为核心数据，梳理出1920—2020年百年来再版500次以上的图书共511种，并通过对这些图书的作者国籍（含出生地）、国别进行梳理，形成了世界图书生命研究报告。该研究基于中国自古形成的“立言不朽”的图书文化价值观，从出版时间、国别、经济科技发展水平等多维度分析经典，具有两个重要意义：一是第一次用量化的方法描绘出世界图书经典的内容特征；二是重新还原了图书服务于人类精神生活的本质。
一、图书生命概念
图书生命，一般是指图书的市场寿命，即一本图书受读者需求变化、被市场上同类读物取代的速度等多种因素影响，在市场上销售的时间。而本文所说的图书生命（Books life），指的是图书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一种产品，在不同语言文化区存在的时间、在不同民族国家的使用寿命、在不同时代下的文化阅读价值。这里的图书生命概念包含了图书的市场寿命，但远比后者的含义宽泛得多。具体包括如下三个层面的要素：
一是图书撰写者、创作者的思想和知识的创新程度。在世界图书历史上，生命力越强的图书，被反复阅读的时间越长，被传播再版的次数也越多。有的经典图书从面世开始，就好像进入了一个传承有序、圆满自足的历史长河之中，无论古今，超越时空。在21世纪的今天，人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就在于我们能够以阅读——这种最便捷的方式与人类最为伟大的智慧和卓越的思想进行对话，以最低廉的成本体验和欣赏人类文明最为灿烂的光华。图书生命源于撰写者、创作者、传承者的思想创新。一本图书生命越长表明这本图书的思想、知识创新程度越高。
二是不同时代背景下文化环境的开放程度。图书，作为人类精神生活须臾不可或缺的一个产品、一种方式，必然受到思想、文化、历史、宗教、语言等因素的影响，必然受到不同时代的政治环境、文明程度、经济科技水平的制约。纵观世界图书史，我们可以发现一些现象：某一本历史上默默无闻的图书突然获得了极高的关注度，某一类曾经广为流传的图书不再流行，甚至记载人类活动的某种文字彻底消失不见了。人类所处的时代环境与人类的精神活动是一种“皮”与“毛”的关系。一个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明的时代，出版的图书品种会更多、更丰富，自然历经历史长河大浪淘沙留下来的图书精品也会更多。
三是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传承能力。文化传承能力在物质层面上体现为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在精神层面体现的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即物质与精神结合所展现的知识生产与文化传承能力。从世界图书历史来看，图书历经甲骨、竹简、泥板、纸莎草、绢帛、纸张、电子阅读器等不同载体，生产形式历经手工抄写、雕版刻印、活字铅印、大工业机械印刷、数字印刷以及电子传播等。每一种生产方式、传播载体的出现，都是人类不同时代经济科技发展与知识生产、文化传承理念的一种结合，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某一个时代的文化传播能力。
比较经济科技发展水平，是为了研究支撑传播技术、传播载体发展的文化理念、思想价值观。研读历史可以发现，有一些民族、国家的文化在繁荣一段时间之后突然就消失了，而有的民族、国家的文化则能够不断吐故纳新、永葆青春。这本质上是文化理念、文化价值观影响一个国家、民族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以及这种经济科技能力在多大程度上作用于知识生产与文化传承。如果一项生产技术、传播载体不是用于提高文化传承的能力与水平，不管它有多先进，对于图书而言都是没有价值的。早在公元8世纪，埃及、伊朗、大马士革就能生产十分精美的莎草纸，中世纪的阿拉伯世界已经有手工抄录手稿的流水线，能够大批量制作书籍和出版物，纸莎草的加工技艺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2]但是处在伊斯兰教兴盛时期，莎草纸被大量用于制作指导人们死后升入天堂的“亡灵书”。在十字军东征之后，阿拉伯文化的“黄金时代”也就灰飞烟灭了。尽管学术界对此有多种解释，但与阿拉伯文化内在的传承能力有极大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传承能力不在于经济技术、不在于规模大小，只要适应了图书生命的发展规律，使其更快捷、更方便、成本更低地服务于人类精神生活，其拥有寿命久远的图书品种就越多。
二、再版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结合上述阐述，本报告将图书生命指数（Books life Index）的长短、大小进行量化分析，其核心评价指标是一本图书的再版次数。一本图书能否获得出版，既体现了图书撰写者、创作者的思想内容创新水平，也体现了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传承能力，同时也与一个时代的整体文化环境变化相关。可以说，再版是图书内容创新、文化传承能力、时代环境发展水平的综合体现。这里有三个概念需要廓清。
一是再版的含义。一本图书第一次出版之后，重新获得了一个新书号（即ISBN号）即为再版。获得再版书号需要符合以下要求：相比首次出版，图书内容更新、修订、补充比例达到30%以上；撰写者和创作者的署名发生变化；对图书的封面装帧、开本、版式重新进行了设计。满足上述三项中的任意一项，都需要申请新书号。这种行业惯例在全世界多数国家、地区是一致的。因此，以再版次数为核心指标确立图书生命指数，在世界范围内有共同认知基础。
二是再版不等于重印。重印指的是内容、版式、作者以及定价等都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加大了生产数量，延长了图书市场寿命，是一种市场供需行为。再版则是作者、出版方根据市场需求对图书进一步完善、更新、补充，既延续图书的市场寿命，同时也有一定的创新，是文化传承能力的进一步调整和发挥。二者之间有一定联系，但本质上有所差别。以再版次数确定图书生命指数，不仅在出版行业内有普遍共识，在理论上也是成立的。
三是再版的理论价值。纵观世界出版发展史，形成目前专业化的编辑加工队伍、大工业化的生产印刷和集约化、网络化的发行传播格局不到200年。英、法、德、美等西方国家的现代出版机构大多诞生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中国现代化的专业出版机构大约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推动图书业从手工抄写、小作坊加工到现代化专业生产、大规模加工以及集约化发行传播，再到数字化出版的过程中，资本发挥了重要作用。时至今日，资本不仅渗透进图书出版行业的整个环节，还将图书出版这个古老行业改造成一个专业化、现代化组织。今天的图书出版业某种程度上变得有些“唯利是图”。放眼世界，普遍以一本图书的市场销售数量衡量其价值，以一个出版机构的经济实力评估其传播能力，以一个民族、国家的图书市场份额评估文化繁荣程度。笔者认为，这起码是不全面的。
纵观人类发展历史，出版行业的本质并没有变，那就是服务于人类精神生活。再版次数还原了出版业服务于人类精神生活的本质，这就是世界图书生命研究报告的理论价值观。本报告提出以再版次数确立图书生命指数，其核心目的就在于指出知识生产与文化传承资本主义化的危害，出版业需要重新回归图书作为人类精神生活方式的发展道路。
三、世界图书生命研究的数据与来源
1.数据来源：OCLC平台（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
2.出版时间和语言范围：1920—2020年100年间出版、再版、修订版的汉语、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俄语、日语、阿拉伯语8个语种图书。
3.出版国家范围：图书数据采集的19个国家包括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墨西哥、阿根廷、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日本、埃及、叙利亚、黎巴嫩、印度、南非。
4.作者国别原则：由于图书遴选时间范围长，面向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会涉及古希腊、古罗马的作者。为了与现代国家相对应，原则上将古希腊时期的作者归属于现代希腊，古罗马时期的作者归属于意大利。此外，关于近现代作者的国别归属一般以国籍（或出生地）为准。
5.统计原则：以OCLC数据库同题名、同作者为基础数据源，累加出版时间不同、出版社不同、同一出版社不同修订版的次数。报告中呈现的再版次数，指的并非是某一个出版机构针对某一图书的一种语言版本的百年再版次数，而是某一语言版本的图书初次出版后，百年间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再版总数，即世界范围内所有参与的出版结构针对该书所有语言版本的再版总和。
需要说明的是，本次数据采集均为计算机采集+人工干预，限于数据量的庞大，特别是1920年之前出版的图书，版次、出版社、出版地、出版时间、署名方式复杂多样，机械识别无法做到100%精准，因此再版次数统计按照10%误差计算。
6.数据采集时间：2021年10月至12月，累计3个月时间。
四、世界图书生命指数
依据上述再版次数、作者国别的采集与统计原则，世界图书生命研究项目组共筛选出100年间500次再版的511种图书，限于篇幅，本文仅列出世界图书生命指数TOP30的经典图书（见表1），同时根据作者所在国家、地区（含出生地）列出世界图书生命指数国家排行榜（见表2）。
五、经典图书的内容与传承价值
经典图书的特征：
通过分析表1、表2的数据，人们可以发现世界图书生命指数研究的意义与价值，发现经典图书的内容具有如下三个特征。
一是经典图书承载传达的是人类社会具有普遍性、共通性的内容。本研究用定量的方法梳理世界经典图书，分析其内容，其中既有关于美、爱的个体情感体验，也有对勇敢、诚信等人类社会美好品质的歌颂。这些内容共同构成了人类文明的源头之水。俄国作家赫尔岑对于图书的赞颂完全可以用于对于经典图书内容的描述：“书——这是一代对另一代精神上的遗训，这是行将就木的老人对刚刚开始生活的青年人的忠告，这是行将去休息的站岗人对于未来接替他站岗人的命令。人类的全部生活，会在书本上有条不紊地留下印记；种族、人群、国家消失了，而书本却留下去。书和人类一起去成长起来的，一切震撼智慧的学说，一起打动心灵的热情，都在书里结晶成型；在书本中记述了人类狂激生活的宏大规模的自白，记述了叫做世界史的宏伟自传”。[3]
二是经典图书具有多样性、多元化的特征。图书是人类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实践活动所创造的精神成果的汇聚和记载，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种产品，因此人类精神生活的多样性、多元化就决定了经典图书的多样性、多元化。从国别层面来看，这份人类经典图书书单汇集了30多个主要国家和地区，既包括中国、印度这样有着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的东方文明古国，也有希腊、意大利等有着深厚历史底蕴的西方国度，俄罗斯这样历史文化特色鲜明的国家；既囊括了发达国家，也未落下发展中国家。人类文明本就是多元化的，世界图书经典更是一座人类共有的“百花园”。从图书品种层面来看，涵盖了文学、宗教与哲学、艺术、军事、政治、地理等多种题材，小说、诗歌、戏剧、寓言、童话、神话等多样形式，可谓包罗万象。从《堂吉诃德》《金银岛》《西游记》等浪漫主义文学，到《爱丽丝梦游仙境》《匹诺曹》等儿童文学，到《伊利亚特》《罗摩衍那》等历史史诗，再到《道德经》《论语》等哲学著作，丰富的内容与多样化的表现形式，体现了经典图书满足人类精神生活的多样性、多元化特征。
三是与人类精神生活的特性相联系，经典图书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等方面，都具有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人类精神生活的发展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不断丰富发展过程，随着人类对于自身以及外在的世界认知不断深化、不断更新，也不断建构了人类精神生活的经典。因此，经典是在人类精神生活的历史长河中不断被建构出来的。世界图书生命指数较高的莎士比亚的作品，如《麦克白》（排名第10）、《哈姆雷特》（排名18）、《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排名19）、《威尼斯商人》（排名24）、《罗密欧与朱丽叶》（排名26）等作品就是如此。美国书籍史学者戴维·斯科特·卡斯顿（David Scott Kastan）通过对于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研究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莎士比亚本人在世时付梓的剧本（只占他创作总数的一半左右）是以廉价的小册子形式出版的，通常是不可靠的文本，他生前并没有结集出版过剧本。即莎士比亚成为一个文学人物，最终成为全球性的重要人物，应该归功于印刷商和出版商的种种活动，而不是莎士比亚本人的抱负。[4]抄写员、出版商、印刷商、编者、注释者、改写者、评论者、译者、读者等，以不同方式参与并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书的意义的生产与接受。在此复杂的过程中，作者意图有时甚至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素。[5]经典图书是人类精神生活中不断建构出来的，是历经岁月淘洗的人类文明的精华。经典图书内容的普遍性、共通性、多样性、多元化，经典图书意义生成的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预示着人类文明共同体建设的发展方向。
经典图书的传承：
这份榜单充分印证了图书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种方式。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经典图书的传承史是人类思想、精神成长史。100年间500次再版，意味着平均一年再版5次，从出版市场的角度来看，这个频次意味着这些图书是生命力旺盛的畅销书、长销书；从图书服务于人类精神生活的角度来看，这些图书堪称是经典中的“元典”，通过不同时代不间断的传播，塑造和建构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社会人群的文化形态、文化面貌，可以称之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精神的源头之水。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中言：“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经典是人类普遍的情感体验的结晶，是人类共有的思想、道德、智慧，具有超越历史、地域以及民族、国家等的普遍性与永恒性。这些经典，是人类历史文明发展的显著标志之一，是当代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思想基础。
以《先知》（The Prophet）为例，世界图书生命研究团队依据OCLC数据库检索，共发现有998种同题名书籍，剔除掉信息遗失或缺漏的部分数据，《先知》一书在1920—2020年间的再版总数为929次，是所有上榜图书中再版次数最高的。这是黎巴嫩作家纪伯伦（Kahlil Gibran）用英文写作的散文诗集，作者在此书中以先知的名义和诗意的语言探讨了爱、美与生命等永恒的话题。该书初版于1923年，出版社为克诺夫出版社（Alfred A. Knopf），此后共有55种语言翻译出版了该书，其中以英语的出版次数最多，共452版次，约占再版版本总数的48.7%；克诺夫出版社也是在1920—2020年间再次出版该书籍次数最多的出版社，达到172次，约占该书籍再版次数的18.5%。
511种上榜经典图书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儿童文学作品，它们的主题立意几乎都是对人类勇敢、诚信、忠诚等美德的颂扬。比如排在榜单第五名的《爱丽丝梦游仙境》（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该书作者是19世纪英国作家路易斯·卡罗（Lewis Carroll），1865年由英国伦敦的麦克米伦出版社（Macmillan and Co）出版。据统计，该书截至2020年共再版882次；全世界有超过1万种同题名作品；1920—2020年百年间翻译语种超过了105种。该书生动地呈现了一个充满童心童趣的幻想世界，用简明易懂的文学语言塑造了“爱丽丝”这一经典的儿童文学形象。从再版的角度来看，《爱丽丝梦游仙境》无疑是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儿童文学经典之一。
再如关于“诚信”的《匹诺曹》（The Patua Pinocchio），中文译名为《木偶奇遇记》，作者卡洛·科洛迪（Carlo Collodi），最初在意大利儿童周刊《儿童新闻》上连载，名为《木偶故事》（Story of Puppet），1881年首次发表，1883年结集出版之后，翻译语种超过了100种。[6]这部讲述小木偶匹诺曹奇遇的儿童文学作品，在1920—2020年百年间，共再版了867次。中文版本最早出现在1928年，由徐调孚译介，开明书店出版，之后出现了1932年的徐亚倩译本、1933年的钱公侠钱天培译本、1936年的唐长孺和傅一明译本、1944年林之孝译本、1947年的林星垣译本等。[7] 1940年美国迪士尼公司将《匹诺曹》改编为动画电影，以喜闻乐见的影视形象，通过文化工业化的传播，将“匹诺曹”带到世界各个角落。到今天，“匹诺曹”不仅被改编成漫画、绘本、电影、电视剧等作品，还通过主题公园以及玩具、笔记本、书包、服装等文化衍生品，被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儿童广泛接受。在此意义上，《匹诺曹》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关于“诚信”教育的儿童文学经典之一。儿童文学经典的传承史就是人类自身有意识地进行心灵塑造、品德培育的精神成长史。
其二，经典的传承史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融合发展史。分析100年间500次再版以上的经典图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母语出版之后被多种语言翻译出版过，可以说，经典图书的出版传播历史就是不断地被其他语言翻译出版的历史，在此意义上，经典图书的传播史就是翻译史。人类文明就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相互借鉴、影响、融合的发展史。人类文明在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之间彼此借鉴、影响、融合历程中发展到今天。
世界图书生命指数排名第二的《神曲》（Divina comedia）就是如此。学术界对于《神曲》的接受研究已经十分专业。在抄本方面，意大利但丁协会（Società Dantesca Italiana）建立“但丁在线”（Dante Online）网站，提供《神曲》抄本目录和33种数字化版本。在印刷本方面，英国圣安德鲁大学教授安德鲁·佩蒂格里（Andrew Pettegree）建立“通用短标题目录”（Universal Short Title Catalogue）数据库，收录来自8500个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的印刷出版物信息。在评注本方面，普林斯顿大学但丁研究专家罗伯特·霍兰德（Robert Hollander）建立“达特茂斯但丁计划”数据库（Dartmouth Dante Project），收集了近七百年来超过75个《神曲》评注文本。[8]截至2021年年底，本研究团队基于再版数据的研究发现，但丁的《神曲》在1920—2020年的百年间，有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汉语、阿拉伯语等30多种语言翻译出版，共再版893次。《神曲》一书再版次数最多的出版社是位于米兰的意大利出版社霍普利（U. Hoepli），由瑞士书商霍普利（Ulrico Hoepli）于1870年创立。在众多《神曲》的版本中全世界收藏图书馆最多的是美国的万神殿出版社1948年推出的英文版，全世界收藏图书馆为1577家。根据中国学者研究，在英语世界，从1782年至1900年间就有82位译者翻译过《神曲》。中国对《神曲》的翻译自1921年始，至今已有百年历史。目前国内有王维克、朱维基、田德望、黄文捷、黄国彬的5种全译本，翻译体裁主要为散文体与诗体两类。[9]正如美国文学家对于但丁的评价：“能进入世界文学不朽经典之列，当是那些能够经受住文学景观多种建构变迁的作品。随着文学建构的变迁，那些作品的译本也随着对它们不同的解读而发生变化。为了让翻译作品与翻译新标准及原作新解读相一致，译本被不断修订或彻底替换。因此，我们所处的是一个翻译的时代，也是一个重译的时代。几乎每年都会出现但丁作品的新译本。”[10]
印度经典文学史诗《罗摩衍那》的传播历史也印证了这个判断。这部伟大经典的传播史，在用不同语言抄写、翻译、传承的过程中，还建造了不同语言之间一座又一座沟通的“思想之桥”，凸显了人类文明的融合发展历程。《罗摩衍那》与《摩诃婆罗多》并列为印度两大史诗。全书用梵文写成，内容主要讲述阿逾陀国王子罗摩和他妻子悉多的故事。该书最初以口语相传，大约出现在公元前3、前4世纪至公元2世纪之间，直到12世纪才出现《罗摩衍那》的泰米尔文翻译本，其后印度南北各种语言出现了《罗摩衍那》的仿本、改写本、翻译本。直到19世纪才出现梵文印刷本，由加尔各答的使命出版社（Mission Press）于1803—1807年出版。梵语作为印度众多民族语言中的一种，日常生活中早已不再被使用，若不是因为《罗摩衍那》，恐怕早已消亡。截至2021年年底，本研究团队以再版为核心数据的研究统计发现，目前《罗摩衍那》的语言版本共有40种，包括英语、中文、法语、西班牙语、印地语、意大利语、德语、日语、波斯语等语言。在众多语言译本中，仅有英语、中文为全本。在1920—2020年的百年间，《罗摩衍那》再版次数超过10次的年份有17个，其中1982年全世界各个出版社的再版次数超过20次。100年间共有200多家出版社参与了《罗摩衍那》的出版，80%为非印度本土出版机构。出版次数最多的是印度的巴拉蒂亚出版社，共出版24次；再版次数排名第二的是印度巴罗达大学东方研究所，共出版23次。东方研究所于1927年成立，目的是为了收集和保存古代珍藏的珍贵手稿和书籍，后慢慢变成了一个研究教学和研究机构。1949年，印度巴罗达大学建立，东方研究所成为其旗下机构，一直延续至今。该机构于1960—1975年出版了《罗摩衍那》的梵语精校本。
值得提出的是，季羡林翻译的中文全本《罗摩衍那》就是依据印度东方研究所出版的梵文底本进行翻译的。中文版共8册250多万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翻译过程中，季羡林参照佛经汉译做法，采用对音的方法。在译音的汉字里面，有几千个不常见的汉字来表示这部古典史诗的特色。[11]中文与梵文之间的沟通之桥，就是通过《罗摩衍那》的翻译建造的。这个例子再次证明，经典的传承史是人类文化融合发展的历史。
其三，经典的传承史是世界图书的出版史。细数500种世界经典图书，绝大多数都出现在200年之前，有相当一部分出现在公元前。一本经典图书在数千年不间断的出版传播过程中，见证了多种载体的变迁，见证了多种生产制作工艺、传播技术与手段的变迁。经典的传承史就是人类文化的出版史、出版传播技术的变迁史。经典传承与人类出版文化、出版传播技术发展之间是一种彼此建构的关系。
进入世界图书生命指数TOP30经典图书的中国图书有4种，分别是《道德经》《论语》（再版次数均为850，排名第17位）、《诗经》（再版次数为839，排名第22位）、《孙子兵法》（再版次数为827，排名第30位），这些图书均诞生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是500种世界经典中传承历史最长的几本图书。
《道德经》（又名《老子》）一书，目前的最早版本是1993年出土于湖北荆门郭店一号的竹简本，大约出现在公元前300年，迄今已经超过2500年，是进入世界图书生命指数经典图书中历史最长的一部。自诞生到汉代，一直是以竹简、绢帛等手写本、传抄本的方式传承，其文本思想在流布、转抄、编订、定型的过程中，抄录者或是有意的增删、润色，或是无意的笔误，都使原书的字句、形态和风貌发生变化，汉代之后文本逐渐定型。《道德经》的传承历史，是中国哲学思想的衍变、解读、阐释史。在先秦两汉时期有法家韩非的《解老、喻老》，还有河上公的《老子章句》、道教五斗米派的注本；在魏晋时期出现了对于后世影响较大的王弼《道德真经注》；到了唐代，道家学说被抬高到皇家思想与学术的高度，出现了唐玄宗挂名的《御注道德经》、宰相魏征的《老子治要》等20种版本；在宋代不仅出现了一批士大夫兼政治家的注本，如王安石的《老子注》、司马光的《道德真经论》、苏辙的《老子解》、叶梦得的《老子解》，还有理学家吕祖谦的《音注老子道德经》，书法家赵孟頫的《老子道德经》等60种；明代有朱元璋（明太祖）仿照唐太宗挂名刻版《御注道德真经》，还出现了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注本，如薛慧的《老子集解》、释德清的《老子道德经解》，以及焦纮的《老子翼》，归有光的《道德经评点》等35种；在清代，有清世祖（顺治皇帝）挂名的《御注道德经》，还有王夫之的《老子衍》、姚鼐的《老子章义》、王念孙的《老子杂志》、俞樾的《老子评议》等50种；从1911年至今天，比较知名的版本有高亨的《老子正诂》，任继愈的《老子今译》，陈鼓应的《老子注译及评介》，张松如的《老子校读》等。[12]作者层面，既有皇帝挂名版，也有开宗立派的学者、大师版；从出版载体与制作层面，既有高贵的“绢帛”抄本，也有石刻、碑铭，当然也有现代的印刷本、校注本和今天的电子版。可见，一部《道德经》的传承史，就是中国2500年的出版传播史。
榜上有名的4种中国经典典籍中，《论语》《诗经》从汉代就进入了“经”书系列，即中华文明的主流话语体系——儒家经典之中，借助数千年的官方传播体系，这些图书不仅历经了竹简、绢帛的手写本、抄本、雕版刻本的传播时代，还有石刻碑刻传承经历。比如，《论语》出现在公元175年熹平石经、公元241年正始石经、公元833年开成石经上。公元1041年的北宋石经上有《论语》《诗经》。公元1791年的乾隆石经不仅有《论语》《诗经》，还包括《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 《春秋谷梁传》 《孟子》《尔雅》和《孝经》等13部经典。截至2021年年底，笔者根据微信读书平台（包含纸书、电子书）统计，包含“道德经”一词的书名有31134种，包含“论语”一词有37708种。[13]这个数字表明在出版业的工业化、数字化时代，经典再次成为现代印刷本、数字化出版的“源头”，使21世纪的人们更加方便地阅读、欣赏和接受古老智慧。可见，经典的出版传播史还伴随着出版技术革命以及出版载体的变迁。
《道德经》外译语种截至2018年已超过50种。[14]本研究团队在此次以再版为核心数据的研究过程中发现，再版次数最多的并不是中文版本，而是英语版本。在1920—2020年的百年间，英语有355版本，中文有177个版本。如今在英语世界里，有关“道”（way）的图书，不仅广泛出现在企业管理、商业经营等领域，还广泛深入到心理健康、两性咨询等日常生活之中，并出现了“美国道”“欧洲道”等专用词汇。再次印证了本文的判断，经典的传承史就是人类文化彼此融合的发展史。
六、结语
2014年3月2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种花朵，就算这种花朵再美，那也是单调的。”[15]当今世界，信息传播技术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界限，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肤色、不同地域的所有人联系到一起，这种联系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紧密，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同舟共济。基于再版次数为核心数据的世界图书生命的研究表明，人类经典图书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是由世界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人类经典的传承史，是人类心灵、情感、道德的成长史，同时也是人类跨越不同语言、不同民族、不同地域文化的特殊性而彼此沟通与交流的历史。经典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基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重新梳理世界经典图书，从根本上说，就是要重新构建人类社会的共有的精神家园，让每一朵鲜花都绽放，让每一个音符都奏响。这就是本研究最为重要的研究意义与价值所在。
注释：
[1]世界图书生命指数研究项目委员会由北京外国语大学yl12311线路检测(中国)有限公司、国际出版传媒研究中心与《中国出版》杂志社联合组建。本报告研究团队包括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yl12311线路检测(中国)有限公司的博士后、博士、硕士，具体名单如下（按姓氏笔画排序）：王紫铱（负责澳大利亚）、王景（负责新西兰）、王泽宇（负责埃及、叙利亚、黎巴嫩）、王振宇（负责德国）、江燕（负责英国）、后宗瑶（负责印度）、李佳（负责俄罗斯）、周静怡（负责美国）、赵薇（负责加拿大）、陶欣雨（负责荷兰）、梁诗阳（负责西班牙、墨西哥、阿根廷）、黄德发（负责日本）、廖少康（负责中国）。
[2]约翰·高德特.法老的宝藏：莎草纸与西方文明的兴起[M].陈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3]曾祥芹，韩雪屏.阅读学原理[M].郑州：大象出版社，1992
[4][5] 戴维·斯科特·卡斯顿，莎士比亚与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6][7]周小娟.论《木偶奇遇记》在现代中国的接受与变异[J].中外文化与文论，2018（2）
[8][9]周施廷.永恒的在场——但丁《神曲》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多元接受路径[J].文艺研究，2021（11）
[10]王晓林，曾艳兵.汉译《神曲》多文体辨析与世界文学经典化[J].中外文化与文论，2021（2）
[11]刘军平.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记著名翻译家、学者季羡林先生[J].中国翻译，1995（2）
[12]王弼，注.老子道德经注校释[M].楼宇烈，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8
[13]统计时间为2022年1月17日。检索关键词“道德经”和“老子”，显示数据分别为“更多《道德经》相关书单为31134”和“更多《老子》书单为15629”。检索词为“论语”和“孔子”，显示数据分别为“更多《论语》相关书单37708”和“更多孔子相关书单7203”，因此《道德经》品种取“31134”、《论语》品种只取“37708”。
[14]何明星.《道德经》，影响世界的中国智慧[J].人民论坛，2018（20）
[15]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EB/OL].http://cpc.people.com.cn/xuexi/n/2015/0721/c397563-2733751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