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国际传播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这一时代主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们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首先是作为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概念而提出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他又进一步指出，“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都要体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此时，“高质量发展”的定语从“我国经济”变成“我国”，成为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全面“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到了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已经被列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有关“高质量发展”的表述广泛涉及发展理念、经济增长、发展格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对外开放、教育、就业、绿色发展、干部队伍建设等各个领域。如此可见，“高质量发展”理念作为具有丰富内涵的全局性、整体性、系统性新发展理念，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逐步酝酿并正式提出的，对我国发展全局影响深远、意义重大。高质量发展这一新发展理念作为新时代中国的总体性发展观，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的全民共识与行动指南，也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供了可参考的发展理念和可操作的行动指引。
二、政治地位：国际传播在中国政治主题中的位置逐年上升
从宏观层面来看，国际传播高质量发展是中国政治主题中的顶层设计，基于对国际传播形势和国家发展需要的战略部署。高质量地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既需要系统之间的协同联动，又需要各种资源的调度配置。正是党和国家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着眼发展大势因时而宜的规划布局，使得国际传播在中国政治主题中的位置自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以来逐年上升，并在新时代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的轨道，成为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国理政新方略的题中之义。
第一，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国际传播活动主要是以毛泽东著作系列外译出版为代表的外宣活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国际传播活动的主要特征就是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开展有关国家建设、文化传统和社会变革的书刊资料的翻译出版，目的是让国际社会认识和了解中国。第二，改革开放以后，中央外宣工作格局在不懈探索中初步形成。第三，第一个“五年规划”（2008－2013年）推动加快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步伐。第四，第二个“五年规划”（2014－2019年）推动全媒体国际传播格局初步建立。第五，《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以36个语种翻译出版标志着国际传播全面纳入国家治理体系。
三、国际形势：迎头赶上第三次国际传播浪潮
一个半世纪前的1873年，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曾用“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来形容晚清以来中国面临的巨变，此时引起中国社会巨变的动因是资本主义列强的强势崛起并入侵中国。面对中国共产党诞生百年来的“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一重大论断，深刻揭示了世界格局秩序新的时代特征。在上述时代背景下，迄今为止，世界传播格局经历了至少三次浪潮 ，中国则在百年大变局的第三次国际传播浪潮中迎头赶上，逐渐打破美欧垄断的世界信息传播秩序，有力改善了面向未来的国际传播高质量发展国际竞争环境。
第一次国际传播浪潮是英法奠定国际传播基础格局。第二次国际传播浪潮是美西方传媒全球扩张与布局。第三次国际传播浪潮是美国全球传播格局重组。中国不仅迎头赶上了全球传播格局的第三次浪潮，并且极大地改善了未来国际传播高质量发展的国际竞争环境，在推动构建更加均衡的国际传播秩序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四、内部机制：逐步完善国际传播机构建设
中国对外传播/国际传播的历史经历了三次浪潮，中国全球传播主体变迁呈现出从一元到多元。总体而言，新中国成立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国际传播基本上以国有媒体和国家机构为主。随着中国传媒产业的发展，在中央媒体、地方媒体协同发力的同时，民营文化企业等其他非国有力量正在成为国际传播生力军。通过持续内部机制建设，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主体日趋多元，为中国国际传播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活力和动力。
第一次浪潮（1978－1999年）突出体现在体制创新维度上的逐步规范化与管理升级，传播理念整体上呈现出从“宣传”到“传播”的转型。第二次浪潮（2000－2017年）主要体现在技术创新维度上的信息化与融合化进程，传播理念呈现为“对话/交流”导向下的国际传播。第三次浪潮（2018年至今）主要体现为传播格局维度上的全媒化与全民化，其传播理念呈现为“平衡/责任”导向下的跨文化传播。
五、理论指导：长远擘画国际传播理论
中国的国际传播正处于理论、政策、实践、技术的十字路口，正实践着从早年的“外宣”向“国际传播”的转型。现在正在进行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牢牢联系在一起，也和建党100年和新中国成立100年的伟大复兴建设目标同步。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一直在不断深入探索国际传播的政治，在深刻理解国际传播历史、理论、实践的基础上，深刻认识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用“大传播”的全新视野和创新理念重新规划中国国际传播，致力于打破西式话语体系垄断、构建均衡化世界传媒秩序和国际传播格局，从而为中国国际传播面向未来的高质量发展理念升级积累了较为充分的理论储备。
第一，从历史和国际比较的视角认真定位中国从事国际传播的语境，用“大传播”的理念重新规划中国国际传播。面对国际传播实践情境，我国从理论界到实践界紧紧围绕国际传播历史、技术、话语力量博弈形势以及国际传播理论建设议题展开了跨学科、跨行业、跨部门的充分研判探讨。
第二，打破西方媒体对话语权的垄断和西式话语体系，致力于建构均衡化世界传媒秩序和国际传播格局。中国当下的国际传播高质量发展面临两个问题和核心命题：如何把中国特色的发展故事有效地编织进中国五千年的历史而不显突兀；同样，把中国特色的发展故事编织进国际政治和传播体系让人可以深入理解。
六、文化建设：深度规划国际传播文化场景
“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 站在百年大变局的历史起点上，中国“从历史长河中看待文化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功能，在时代大潮中把握文化引领社会变革的重要作用，在人的全面发展中发挥文化创造美好生活的重要价值”，并“以高度的文化自觉自信把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新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从而传承、弘扬和创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种文化形态，为民族复兴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工作已经开始建立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再到文化伟大的精神内核，在新时代朝向更高质量发展的文化基础更加稳固、信心基础更加坚定。
第一，纠正和破除国际传播的“文化自卑”心理已经成为集体自觉。中国的“文化失语”是面对中西文化碰撞而形成的，延伸到国际传播层面则具体表现为：因为渠道匮乏，来自中国的国际传播效果不彰的同时，还需要在文化话语方面进行深度更新，借助文化自觉、文化自强，不断推动文化自信。
第二，基于“文化自强”的时代诉求构建中国国际传播自主的知识体系。文化自强的目标是与世界真诚而平等地对话，向世界呈现出真实、立体和全面的中国故事。
第三，基于中国道路成功实践的“文化自信”为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供根本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人的文化自信逐渐增强，为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供了根本动力，国际传播的具体实践也促进了我国文化自信心的进一步增强。新时代的中国国际传播实践中，我们更加注重以人为中心讲好中国故事，主动阐释式地讲好中国故事。
七、产业支撑：专向投入国际传播事业规划
中国的传媒格局变迁，经历了从产业手忙脚乱的洗牌到政府循序渐进的布局过程。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一批海外传媒业巨头重组了中国媒体版图，对中国受众常识空间进行了新的大置换。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府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对外传播主体多元化发展，媒体产业格局再升级，开启了现代传播体系“大传播”时代。当世界经历了这场世纪疫情使得各种问题暴发凸显，蓦然回首，愈加看到疫情前中国政府循序渐进的国际传播布局的重要性。这一系列布局为中国国际传播高质量发展奠定了产业基础，有力支撑着中国更大力度地推进国际传播事业规划。
第一，海外媒体重组中国媒体版图致使中国国际传播面临困局。海外传媒的进入在经历了多点抢滩、分进合击和釜底抽薪三个阶段后重组了中国媒体版图，进而给中国国际传播格局带来深远影响：一是在海外媒体进入中国的冲击下，中国媒体被迫进行了版图重组；二是新兴信息技术的推动，倒逼中国媒体进行融合重组；三是中国政府在对国际传播规划的谋篇布局中策略性选择以国际化带动国内开启版图重组；四是基于新兴技术和产业的新兴资本介入传媒业，进而汇入国家战略，开启了国际传媒格局博弈新局面；五是国际移民新动向，为中国国际传播增加新的变数和机遇。
第二，中国政府循序渐进的国际传播布局开启现代传播体系“大传播”时代。从积极的方面看，海外媒体逐步多渠道多方式地进入中国，也带来了全新的视野，在可见的未来对受众常识空间进行了新的大置换，并在客观上倒逼中国传媒业转型突破发展。
八、技术布局：专业布局国际传播基础结构建设
国际传播基础结构建设是国际传播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保障。近年来，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之下完善媒体传播平台的全球化布局，加快建设全球化的国际传播平台、社交平台，完善国际传播的基础设施。而在技术应用层面，中国开始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国际传播实践中进行信息流量的争夺。同时，中国政府也在传播治理方面循序渐进地展开布局，逐渐实现了信息的社会性广域流动层级畅通无阻。中国基于多年的技术布局在国际传播基础结构建设方面实现局部领跑，通过技术创新为中国国际传播高质量发展、国际传播格局全面“破局”找到了“突破口”，将深刻改变全球传播生态格局。
第一，在基础设施层面，中国逐渐从学生、跟跑到局部领跑。近年来，中国加快建设全球化的国际传播平台、社交平台，完善国际传播的基础设施。随着4K/8K/VR/AR/AI、工业互联网/车联网、人工智能/智能推理等技术迭代发展，新兴社交媒体平台的勃兴以及5G甚至6G的超前布局，“国际传播”的基础结构土壤已经遭到彻底颠覆，中国在新兴技术领域逐渐显现出“弯道超车”的势头，正在以其新动能对当今的国际传播格局进行全面“破局”。
第二，在技术应用层面，微博、微信、抖音、头条、快手等软件有效平衡了国民的媒体社交动能。近年来，微博、微信、抖音、头条、快手等社会化媒体不断崛起并且影响力迅速提升，可谓是中国版本的Facebook、Twitter。这些互联网技术应用逐渐融入人们的社会生活之中，并且成功突破了美欧国家制定的互联网络技术规则和信息规则，成为了中国主流媒体对内对外信息传播和中国民众在国际舆论场上参与中外对话的场域之一。
第三，在全球传播生态系统构成框架层面，已经形成了“一体”“两翼”“多变量”的格局。现如今在互联网和物联网的支撑下，世界几乎已经步入了平台化社会，中国也正经历着华丽的蜕变，已经形成了“一体、两翼、多变量”的全球传播生态系统构成框架格局，中国政府也在传播治理方面循序渐进地展开布局，逐渐实现了信息的社会性广域流动层级畅通无阻。近年来，全球传播生态格局已经因中国综合实力的进一步崛起、中国信息传播基础结构的颠覆性革新和中国媒体走出去而发生重大改变。
九、人才储备：长远规划国际传播人才培养
当今国际传播已经全面嵌入全球政治生态与全球治理体系之中，这在客观上推动着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理念必须实现从“传播辅助政治功能”到“传播全面介入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转型升级。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注重在国家层面把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中加以考量，在国际传播人才规划、能力培养、考核评价、实践基地、有效保障等方面进行顶层设计。围绕国际传播一系列高端人才培养项目的开办、系统性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制定、实践创新基地的建立，为中国国际传播高质量发展迈向新起点提供了人才储备。
第一，国际新闻传播高端人才培养项目运行效果显著并实现扩容。截至目前，全国共有八家高校开设“国际新闻传播硕士项目”。此外，面对国际传播现实对高端人才的迫切需求，国际传播专业博士试点工作也有望得以启动，高端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已经进入快车道。
第二，中央层面的长远规划部署要求在国际传播专门人才队伍建设上持续发力。建强国际传播专门人才队伍的要求，就不仅仅局限于国际新闻传播人才，而是包括了要在外语人才、区域国别人才等更加广泛意义上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上持续发力。
第三，国际传播实践创新基地陆续建立助力国际传播人才能力培养。为了促进政产学研合力促进国际传播人才培养，近年来面向高校、传媒业界和相关机构的“国际传播实践创新基地”建设正在陆续展开。
十、结语与讨论
中国国际传播高质量发展的难点及其突破路径，是当前学术、政策和实践共同关系纽带重大问题。当我们基于历史实证主义方法，对中国国际传播事业从“量的积累”到“质的提升”筚路蓝缕历史进程的回溯，使我们从政治地位、国际形势、内部机制、理论指导、文化建设、产业支撑、技术布局、人才储备等八个方面，找到了中国国际传播高质量发展的脉络，也确立了面向未来高质量发展赖以立足的基点，这是中国国际传播面向未来高质量发展的源头活水，将不断为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注入新动能。当历史进入新时代，我们所面临的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所面临的现实之需也与过去有所不同。已然进入深水区的中国国际传播，在全面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必然涌现出更多难题，亟需以全新的传播理念设定、策略选择和内容规划寻求突破，为推进国际传播发展质效升级提供理论和思想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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