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海若：我想讲好每一个故事
纪录片导演曾海若（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人物简介：曾海若，陕西安康人，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2001年进入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任编导，2002年进入《东方时空·纪事》，开始拍摄纪录片。2003年参与《电影传奇》的筹备制作，2006年任《电影传奇》总导演，2007年开始，与崔永元一起探索口述历史类节目的制作。2009年任20集纪录片《我的祖国》总导演；2010年，任32集纪录片《我的抗战》总导演；2011年担任《新电影传奇》总导演、纪录片《我的抗战Ⅱ》总导演；2013年，担任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央电视台、北京五星传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大型纪录片《第三极》总导演。其作品曾获中国年度纪录片大奖、中国卓越贡献纪录片奖、国家记忆年度影像等。
车开到了唐古拉山脚下，翻过山就是西藏。
但他停下了，虽然那一直是他心中最特殊的地方。
他默默告诉自己，“总有一天我会去的，去拍纪录片，等时机成熟”。
那是2003年春天，曾海若在中央电视台（以下简称“央视”）《东方时空·纪事》栏目做导演。为了反映青藏铁路工程的进展，曾海若和同事两人被派往可可西里拍摄纪录片，他们既当摄影师，也是导演。半年的可可西里生活，一本《小川绅介的世界》与他做伴。日常工作之余，他们去拍藏羚羊、野驴，甚至追狼。
2013年春天，曾海若接到了大型涉藏纪录片《第三极》的拍摄任务，他和团队进藏。一年后，这部中国首部4K超高清大型纪录片一经播出，便获得了行业内外高度的赞誉，之后又被美国国家地理频道以成片购买，并在国内外拿下多项大奖。对曾海若自己来说，事业迈进新高度的同时，他也兑现了十年前的诺言。
“后来你会发现，爱好的力量很强大”
“我喜欢文艺，但拍纪录片不能太文艺。”
曾海若的办公桌上，是成堆的文学书籍、杂志。广泛的阅读，让他对各个题材都抱有浓厚的兴趣。早在上初中时，他就把零用钱全花在买旧书上，一麻袋一麻袋地往家装。“只要有兴趣的就看，文学、哲学、心理学，甚至《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世界史，每个国家都想看看。这个爱好保持到现在。”
曾海若喜欢音乐，也许是职业原因，现在的他喜欢一切“不唱出来的音乐”。
《第三极》的配乐制作，邀请了日本著名影视配乐制作人神思者。看到样片，神思者十分认同片子所传达的自然理念，并抱有强烈的创作热情。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几乎每天下午，曾海若都能收到神思者从日本发来的新乐章，可他始终觉得音乐的风格不够契合。当他把片子配上自己选的音乐再次发给神思者，对方回复到，“我们大概明白了导演要的是什么了”。
对曾海若影响最深的还是电影。由于父亲喜爱收藏电影录像带，他从小便有机会接触大量的国外电影，其中包括《007》这样的内参片，这在80年代的中国是不可能被引进的。谈起电影，曾海若如数家珍。“很多导演对我影响很大，美国的马丁西科塞斯、科波拉、伍迪艾伦……日本的黑泽明、小津安二郎、沟口健二，后来者如北野武等。还有欧洲的大师们，达内兄弟、安东尼奥尼、贝特鲁奇……欧洲电影是我看得最多的，也是最认同的。也许是这个原因吧，我做商业纪录片不会太商业。”
汉水之滨，坐落着曾海若的家乡安康。虽然挚爱电影，他却从来没听说过身边有谁报考电影学院。“那个年代和今天不一样，不太可能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工作，没听说过谁当导演，都觉得不可思议。”
高中毕业，曾海若考进了西安交通大学行政管理专业。课余，他和同学一起写话剧，拍电视剧，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大四那年，他和同学写了8集的电视剧本，自己拉钱，找到西安电影制片厂的专业人员合作拍摄。作品最终被西安电视台买下并播出了。
毕业之后，曾海若来北京寻找机会。“做不了电影、电视剧，但我想，要是能进电视台，也算和自己喜欢的东西沾边了。”
很快，他便等来了机会。2001年《东方时空》栏目招人，曾海若顺利通过考试，进入了中央电视台，真正开始了纪录片生涯。
“后来你发现，爱好的力量其实很强大。”
曾海若在西藏（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我感受到了历史的质感”
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著名京剧演员谭鑫培带髯口、持大刀，扮了一段最拿手的老黄忠。照相技师刘仲伦使劲摇动那架被称为活动箱子的摄影机，很快摇完了二百尺的胶卷……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电影，《定军山》诞生了。
2003年，为献礼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时任央视新闻中心主任的崔永元策划了系列纪录片《电影传奇》，曾海若参与筹备，并在2006年成为了节目的总导演。
他们的采访对象是经历了近代中国历次变迁的老一辈电影艺术家。时光流逝，铅华洗净，当年的大明星，早已被人们淡忘。对他们的采访让曾海若慢慢意识到，老人们所讲述的已经不仅是电影本身，而是历史。“我们当时做老电影《狼牙山五壮士》，要去探寻狼牙山五壮士的真实原型，自然而然地，我们开始思考，为什么不直接去采访一些战争的亲历者呢？于是慢慢就有了《我的抗战》。”
《我的抗战》是崔永元和曾海若的又一次合作，是“口述历史”题材纪录片的更进一步。曾海若针对全片风格定下了三点要求：“第一，使用动画；第二，有强烈故事性；第三，情感至上，所有片子必须要有情感点。”他说，口述历史是做给年轻人看的。2007年，社会对于国民党抗战还鲜有关注，《我的抗战》先后抢救性地采访了3000名老兵，他们中的大部分正是国民党老兵。
《我的抗战》系列中的《四十七天》，用两集篇幅讲述了抗战正面战场少有的歼敌比例非常高的战役——衡阳保卫战。这场战役后多年，依然有很多日本老兵自发前去祭拜当年对他们迎头痛击的方先觉将军，而这场战争，却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熟知。
“一场战役，歼敌一万，它可能就只是学生考卷上的一道填空。但当你深入了，你才会知道，那是一个夏天，天气太热，粮食发霉了，池塘的鱼都被吃完了。瘟疫爆发，日军有战斗性减员……它让你知道战争具体是怎么打的，持久战为什么叫持久战，日本兵的单兵战斗力到底有多强，国名党单兵是如何，八路军单兵又是如何……”
尊重历史的细节，是历史题材影视作品成功的条件之一。谈及口述历史题材纪录片的拍摄经历，曾海若说，他从中感受到了历史的质感。
曾海若与敏珠林寺的丹增喇嘛（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中国最需要好的商业纪录片”
陈虻，中国纪录片教父级的人物，在央视的几年，他是曾海若的直接领导。虽然以审片严苛著称，陈虻对曾海若的作品总是欣赏有余。“《电影传奇》四年主要都是他审，基本都是一次过吧，他自己也很喜欢这个片子。包括后来我离开央视后的一些作品，依然是拿给他审。”
2006年底，陈虻胃癌住院。治疗期间，曾海若多次看望，“我记得那是他化疗的最后阶段了吧，问要给他带点什么，陈虻说带些片子”。曾海若精心挑选了几十张碟，都是陈虻会喜欢的。“他说，‘这段时间有得看了。’那时他已经算是病入膏肓了，每天还是想着多看些东西……”
10年前，中国纪录片以是否在电视台播放分为电视纪录片和独立纪录片。陈虻生前曾说：“纪录片最重要的是要唤起我们的理性到场，电视纪录片的观众是没有做好这种心理准备的，因此，电视纪录片要做到利用观众的感性到场，达到观众的理性到场。”
而今天的纪录片，大致分为商业纪录片和独立纪录片。前者往往有相对稳定的预算，更细致的团队分工，和更广的传播渠道。后者一般由导演和摄影师独立完成，多在小范围传播。陈虻生前所讲，正是希望当时的电视纪录片首先要做成商业纪录片，做得好看，能吸引人，从而扩大纪录片的影响力。
《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晓卿在一次采访中曾这样说道：“商业纪录片，像Discovery和国家地理，他们总结了很多的经验，规定了甚至每一个镜头的长度，何时起始、何时推进、何时高潮、何时回落，尽在编导的掌握之中。一部商业纪录片做得不吸引人，其结果是，‘当观众已经谢幕，热情而激动的纪录片还久久不愿离去’。”
商业纪录片方面，国内作品较BBC、Discovery、国家地理所代表的世界水准依然存在较大差距。但最近三四年来，以《舌尖上的中国》为代表，越来越多的制作精良、引人入胜的商业纪录片出现在中国观众的视野中，陈虻生前的愿望正在被实现。
曾海若是这个愿望的继承者之一。《第三极》已经成功进入国际市场，成片出售到二十多个国家。在国内，《第三极》也被作为商业纪录片制作的成功案例研究。曾海若说他个人也会推崇BBC每年自然题材纪录片的大制作，“对于中国纪录片行业来说，最需要的还是商业纪录片。商业纪录片发展了，也会带动独立纪录片的发展。这和电影一样，只有商业院线发展起来了，艺术片文艺片才能被养起来。像《人类星球》、《非洲》、《地球脉动》、《冰冻星球》……我们也要做这样的片子”。
曾海若与第三极摄影指导孙少光（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电影和纪录片要互相学习”
纪录片要如何吸引观众?
曾海若有自己的答案。从业15年的他，已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理念。他在各种场合不止一次表达过，“纪录片和电影需要互相学习”。
在曾海若看来，纪录片向电影学习，是要学会讲故事的方法，懂得讲故事的技巧。一个好的纪录片导演，能从日常的平凡中看到逻辑，看到那个可以被称作故事的东西。“现在的纪录片，最大的问题是讲故事的问题。很多纪录片，可能它的情绪很好，景观很好，人物也很有意思，但它的故事不够连贯，不够吸引人。”
《第三极》旨在展现青藏高原上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智慧，严峻的自然环境中人类生命的坚韧、心灵的善良、智慧和友爱。为了讲好每一个人文故事，曾海若做了“减法”——《第三极》甚至刻意回避了一些绚丽的自然风光。早在开拍之前，曾海若和摄影指导孙少光交流时就提出，片子不要有太多空镜头，不要有太多没有故事的画面。
这个想法在片中得到了很好地实现。即使是珠穆朗玛峰，也被桑杰喇嘛孤独的背影虔诚地守护着。“要避免把它拍成观光片。在西藏，我们太容易被美景迷惑。我希望所有故事和人物，像风景一样漂亮。或者说，在我心目中，人的情感、行为、笑脸才是最美的风景。”
“电影本身是一个游戏，是导演导出来的，是演员演出来的，是灯光师用灯光打出来的……”曾海若说，“电影的艺术在于如何把它玩得让观众信以为真。从这个角度上说，电影需要借鉴纪录片的真实性。
这种“真实性”是对日常生活经验的尊重：演员的准确表演，逻辑的符合常理，细节的完整还原，以及最重要的真实的情感。“强调真实感不代表不能夸张，相反，无厘头也可以是一种真实。比如周星驰。有时候你需要讽刺，夸张，戏谑，但表达的情感是最真实的。无论是一个屌丝对逆袭的渴望，还是一个人对心爱的人的保护，这种感情是非常真实的，真实的才能打动人”。
“卢米埃尔工厂大门徐徐打开，一群头戴缎带纽结羽帽，身穿紧身上衣和曳地长裙，腰系围裙的女工首先走出，接着是一群手推自行车的男工……”1895年，世界上的第一部电影《工厂大门》正是纪录片。也许，讲好一个故事，从来就是电影和纪录片的共同本质。
“我还是喜欢展现人性中鼓舞人的东西”
这是一个人才流失严重的行业。在曾海若从业的十多年里，做纪录片曾意味着贫穷，意味着寂寞，意味着苦。但他相信，做纪录片是一件值得坚持的事。
“这个行业存在的问题，还是发展不够，这也是我坚持商业纪录片的原因，只有大量高质量的产出，才能让这个行业更有尊严地生活。”
近几年，国内纪录片行业有了显著的发展，不少纪录片的单集预算已能够赶上电视剧。曾海若也对未来持乐观态度，他认为，未来的行业收入有望和电影电视剧达到同一水平。
即使已称得上是国内纪录片行业的领军人物，如今的曾海若依旧显得低调谦和。“我心里很清楚，我不觉得我们做得有多好。我们拍的东西，相较而言也许还不错，但依然存在很明显的问题。比如《第三极》存在的不成熟：有的故事拍得不够充分，叙述结构不够完美，故事之间该更有机地结合。”
在曾海若看来，一个成熟的导演一定是充满激情的。“那种遇到宝藏的感觉，永远要有。成熟的导演是永怀赤子之心的，他们善于从平凡普通的题材找到激动人心的东西……他必然要有娴熟的拍摄技巧、扎实的基本功，但不会因技巧变得生硬。”
曾海若说自己是理想主义者。
“我从小还是喜欢高尚，纯洁的东西。我大概并不是那么擅长去讲人性的丑恶一面，去分析，讽刺，揭露什么。我还是喜欢展现人性中鼓舞人的东西。
记者/李思为（国新）
文编/谭 璇（国新）
段 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