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4日，南大新传418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第十一季第8期(总第158期)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新闻传播学院311举行。我院院长姜飞教授作为主讲嘉宾出席本次学术午餐会，讲座主题为《“后学”的解构与建构——从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谈起》。胡翼青教授主持本次讲座，并向姜飞教授赠送了第一至第四季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文集，来自南京大学仙林校区新闻传播学院内外的众多师生聆听了此次讲座。

1.博士论文的时代背景与研究方法   

1993年，《读书》杂志上连续三期刊登了三篇介绍关于东方学的文章。以这三篇文章为由头，从90年代初一直蔓延到90年代末，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经济参考上，都有关于东方学、后殖民文化、新殖民主义的概念。把麦当劳、肯德基等这些西方消费主义的文化符号如何植入中国的文化框架，以及由此所带来的波浪状的文化冲击和影响，提升到了殖民主义的角度。与此同时，1993年还有另外一个话题在同时进行:即王沪宁在1993年复旦学报上刊登的关于软实力的介绍文章。到1996年，亨廷顿又提出了文明的冲突理论。

当我们单独地用一个线索去梳理历史的时候，所有的这些事情好像都自成体系。但是，研究者是需要把被媒体放大了的局部放回到当初的母图里，然后与政治、经济、文化的事件同时进行一种横向的理解，才可以看得很清楚。因此，姜飞老师认为他的研究方法一直都是历史实证主义。所有的事件都需要把它回放到当时的时代，同时将政治、经济、文化所有的领域发生的重大的事件、概念并置在一起，而不是像拼图一样从墙上挖下来，只取其中的一个概念来放大，然后去语境化地进行描述和传播。

2.后殖民理论与软实力

在英文中“post”有三重含义。第一重含义，“after”，也就是说这事情已经结束了；第二重“post”的含义是“semi”，就是一半，事情进展到一半了，基本上强弱之势、发展趋势已成定局，后半场主角已经登场；第三是“ex”，即去……，比如“后现代”。要在这种对“后学”的理解基础上去看后殖民理论，才能全面地理解。

对软实力有一个误解，即认为是美国随着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崛起，硬实力逐渐在消退，所以又拿出新的软实力战略。实际上，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和它的西方盟友正在欢呼最强大的敌人消失，美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在全球蔓延，是它的硬实力达到顶峰的时候。因此，软实力的提出是因为它看到了苏联解体中传播手段发挥的重大作用。这就引出了它的第一个定义：通过引人感兴趣的一种方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施加影响力的手段。

还有另外一种含义，即历史文化红利。所以，当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英国在2014年就恢复了一个在历史上已经被遗弃的国际组织——英联邦。英联邦虽然曾经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殖民的符号，可是人是容易忘记的。慢慢地，它的文化符号、文化软实力又可以团结凝聚起来，进而发挥一个历史红利的作用。所以，软实力对中国人最有效的使用方式，就是在历史文化红利上。中国拥有2000多年的历史文化和语言文化，在东亚地区完全可以非常好地发挥历史的软实力和文化红利。

3.“后学”与当今的跨文化传播

在即将出版的新版《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一书中，姜飞老师在原先博士论文16万字的基础上将其增补到二十三四万字，把跨文化传播的视角与后殖民的理论做了深度融合。

当年的跨文化传播理论和国际传播理论，是源于深刻的美国的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美国当时的问题意识和美国当时所面对的国际问题，不能照搬到眼下的中国语境。两个问题意识决定了我们今天一定要把“后殖民”与“跨文化传播”结合起来：首先，殖民主义到今天没有被深刻地批判；第二，跨文化传播理论没有被深刻地研究。而使用这二者单方面去联系当今社会现实的文献已经汗牛充栋了。所以，这本书中通过对后者理论的全面梳理想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今天我们要做跨文化或者国际传播的研究，必须要深入地研究和批判殖民主义的历史，才能开启在中国本土上的传播学研究。

所以讲跨文化传播，好像除了美国、英国、欧洲之外，我们中国就没有自己的国际传播好的视角。因此姜飞老师将在新版著作中对内容加以更新，把这样一种传播的深度批判、文化的深度批判继续做下去。

4.提问互动环节

Q1:您提到要把中国的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发挥它在东亚的作用。这里的文化指的是儒家文化吗？

姜飞教授：中国文化是立体多元的，不管是儒家、佛家还是道家，说自己是中国文化的时候，都必须得有前面的修饰语。所以当我们谈到可以从文化历史红利的角度来理解软实力的时候，它就包含了多元的层次。它就像一个工具箱，它的意义和价值取决于你要瞄准的假想敌。在没有假想敌的时候，它们就是蒙尘的。

举一个例子，1996年，日本和韩国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本国的文化产业规划纲要。今天我们看到的日本的动漫，还有韩国的韩流，都是在1996年振兴文化产业规划纲要的指导下推动的。中国是在1999年提出自己的文化产业政策的，这个时候我们就意识到了当动漫、韩剧进入中国时我们如何能扛得住这种影响。这就得需要分析它有哪些东西借用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哪一部分，之后我们需要在中国的视角上，从正统的、经典的、历史的视角，把他们借用我们的传统文化的某一部分进行一种经典化包装，把它覆盖。

就像对于敌方的山头，军事上有个术语叫“饱和式轰炸”，就是全天候无死角，立体式地把那个山头上敌人所使用的我们的文化的资源全覆盖。那么，当我们谈中国文化的历史文化红利的时候，你就不能单独地谈是儒家文化。

Q2:您刚才也提到了，对殖民主义这一领域的历史研究并不是很深刻。从90年代到现在将近有20年的这样一个情况下，为什么到现在我们的学界对殖民主义还缺乏应有的深刻反思和批判？

姜飞教授：你这个问题问的特别深刻。其实这个问题又在回放一段当时中国的历史现实。我想说的一个原因就是，后殖民理论是一把双刃剑，我们都知道刀锋向外非常不容易。后殖民理论这把刀是非常锋利的。所以我跟我的学生在课堂上讲，到今天为止姜老师谈后殖民，都是刀口向外。

Q3:姜老师提到跨文化传播理论，都是在西方发展起来的，在我们中国实际上就面临着一个本土化的问题。现在在我们国内也依然是把这些理论拿过来直接用。到底是什么阻碍了跨文化传播理论在我们中国的本土化使用，或者说为什么没有人想到在中国实现本土化？

姜飞教授：你的问题本身就是有两个巨大的假设的。我既不认为我的同行是无能的，也不认为把西方的跨文化传播理论在中国本土化是我们这帮人的目标，所以你这句话就是两个陷阱。但是你可以换一种问法，比如现在西方跨文化传播理论需要怎么样能够为中国所吸纳或者创新性的使用。

跨文化传播的理论和传播学几乎是同时完成的。所以霍尔是非常敏感地把原先跨文化的研究和communication放在一起，构造的一个inter culture communication。那么它最初针对的对象是什么呢？霍尔所生存的时代是什么？是什么样的一种时代背景，让霍尔把inter挑出来，和communication并在一起？这三个问题都很难回答。

霍尔出生在一个贫穷的白人家庭，从小历尽千辛万苦。他基本上都是在贫民区度过的童年，而且是和黑人、来自于南美的少数族裔生活在一起。所以他从小就饱受了两种人的欺负。一种是白人权力对他的压制，因为他穷；另外他还被少数族裔欺负，所以他天生有一种我们现在所说的人文关怀。他后来又发现communication对于促进或者是改进这些少数族裔的生存状态上发挥很大的作用。这是他把二者并置一起的原因。还有一个国际背景，那就是在50年代，美国的驻军派向了全球，美国的商人、外交官派向了全球。

所以霍尔传播这样一个理论，在国内是要解决不同文化背景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和谐相处，从国际上是要确保美国的意识形态价值观进入大众媒体，在全球范围内确立去欧洲中心主义之后的美国中心主义的权利。

所以当年的这些东西，你看哪一个在当前中国可以全盘复制？而今天做学者做研究，最轻松的就是我读了什么东西，貌似好像跟这个理论有点像，直接就拿过来。但是没有进行一个所谓的“CT”，全面地把这个理论诞生的历史进行扫描，然后再和新的肢体进行嫁接。所以到了今天，当中国政府提出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这么一个宏大的目标的时候，我们不能生搬硬套美国当年解决自己国内国际问题的方法，而是应该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合理运用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