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完我的文集《开满鲜花的河流》，我仿佛又一次穿行于过去的岁月。那些日子的灿烂阳光，那些日子的纷纷落雪与绵绵细雨，那些日子的流云和星辰，那些日子的温暖和苍凉、希望与绝望，许多感受真是无以言表！这部作品集，从我生命的“原点”写起，记录我从农村底层融入城市、融入文化生活过程的复杂感受。我生命的“原点”就是豫东平原上的一个小村庄，我因此与农村底层有一种刻骨铭心的精神联系。
这样，以个人情感体验“贴近下层写历史”就自然成了我的一种方式，成了我一种独特的言说习惯。我以个人视角所写的“小历史”，其实也连着这个社会的“大历史”。以小见大，这些文字也是对“正史”、对“大历史”的形象阐释。我坚信，每个人本着良知、本着真实去写作，共和国的历史将更加真实、丰富和鲜活。
《开满鲜花的河流》即将付梓，我想到生我养我的父母。对父母，我歉疚很多。我的父母目不识丁，但给了我健康的身体和健全的头脑。15岁，我考上师范离开父母，“走异乡，逃异路”，开始独立生活，如一叶孤舟沉浮于茫茫人海，我成了他们永远的牵挂。最让我难忘的依然是被父母呵护的童年。那时候，父母一天到晚在土地里忙活得像个陀螺，春种夏耘、秋收冬藏，但仍然缺衣少食，没有过上一天温饱日子。我的父母宁肯自己饿着肚子，也要省下口粮让孩子吃饱。
上世纪60年代、贫穷，饥饿在我们那里到处蔓延。正值身体发育的时间，我却严重的营养不良。文化精神生活同样贫瘠，一年还看不到一次电影。除了“红宝书”毛选，家家户户找不到一本别样的书。生活就像冬天灰蒙蒙的村庄一样，冷在心里，单调乏味，缺乏生机。我想逃离这种生活。记得四五岁时，母亲带我下地割麦子。夕阳西下，原野上是望不到边际的金黄。母亲放下镰刀，坐在割下的麦子上，脸上淌下的汗水湿透了前襟。一里外的地方，是一条新修的蜿蜒的公路，半天才跑过一辆红色的“票车”（客车）。母亲说：“票车里坐了好多人。这些人要到远方去啊！” 母亲的话撞击着我幼小的心灵，冥冥之中，我觉得自己是这个村庄的“过客”，迟早要到“远方”去的。我的“远方”在哪里？
以后，每当夜深人静，遥远公路上传来的汽笛声让我失眠。睡不着的时候，幻想着自己离开了这个小村庄，离开了母亲，到“远方”去了。这种时候，一种怅然便涌上心头——这就是我的童年“心事”。
我喜欢乡村的春天和秋天。春天，两只黄鹂飞回来了。奶奶告诉我，它们的家在遥远的南方。黄鹂喜欢我家的梧桐树，喜欢梧桐树上的青枝绿叶。它们唱歌，跳舞，筑巢。秋天，黄叶飘零。老黄鹂和它们孵育的雏子乘着北风向南方飞去。那天的夜空里，一轮金黄的满月，地上铺满银色的月光；几片黄叶飘零在梧桐枝头，光秃秃的枝杈间是一座空空的鸟巢——这情景触动了我：我感到自己就是那黄鹂，迟早要飞出去，追寻我的“远方”。我的远方在哪里？
有人问我，你小时候的理想是什么？我无言以对。那时候学校灌输的是远大的无产阶级革命理想，这对我来说未免空洞抽象，那压根不是我生命原野上自然生长出来的。我认为，童年的生活是一个人的生命底色。这底色，岁月的河流冲刷不掉，生活的风霜也无法侵蚀。而理想，就是生命底色上最灿烂的元素！这是一个人成长的最初发动机。理想不是从外部强加给个人的，理想是一个萌芽、发育的过程。就我来说，最初的那不是理想的“理想”，其实是一种“逃离”动机：逃离乡村的饥饿、苦难、单调，“逃离”祖祖辈辈那黄土地上的“既定命运”。
1979年．我15岁参加全国高考，考上了师范。毕业后分到农村当了3年中学教师。再后来，我又考上了大学中文系，到毕业那年，考上山东大学的研究生。1991年，我读完研究生在省城当了3年记者，各色人等见识不少，但我决心离开省城去攻读博士。读完博士到了北京，仿佛命运的特殊安排，我又在国家主流媒体当记者、当编辑。2002年，我选择再一次“逃离”——到复旦大学读新闻学博士后，当时已经年近“不惑”。这期间，我心里时常惶恐，有时竟在睡梦里忽然惊醒。生活、工作与学习不同的角色冲突让我异常焦虑，加上中国特殊的国情，好事多磨，想埋头做点正经事，老是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矛盾困扰着我。在这个时候，人很容易消沉，甚至堕落下去。我听从内心的呼唤，“逃离”的决心让我义无返顾。那一段时间，我的导师童兵先生、李良荣先生，当时还健在的丁淦林先生不断鼓励我，学问上给我不少指点。我与张涛甫、万珂、孙有中、柳珊、魏金城、张健等学友经常聊天，没想到那些日常的交谈却成为我精神上的一种支撑，加之学问上的相互切磋，给了我不少灵感，使我的心灵活力再次激荡起来。我如一只失群的大雁，又找到了“同道”。日子过得飞快，从上海徐家汇的藏书楼到复旦大学资料室，从北大图书馆到国家图书馆……行路匆匆，我常常处于潜心阅读和不断奔走的状态，身心十分疲惫，但还是走过来了。我的博士后研究项目填补了一项国家空白，被评为优秀研究成果。
2006年初春，我被北京外国语大学作为杰出学科人才引进。办完手续后，我踏着校园里尚未融化的残雪，感到经过多年的求索，终于找到了一个现实落点。我有了一种“重生”的感觉。一晃就将近10年，我深深感受到北外学术氛围的魅力，感受到她从容、优雅的气度。 经过这么多年，我不得不重新审视“理想”问题。我所谓的“理想”，其实源于现实生活里的一些缺失，基于一种“逃离”苦难的动机。以后的岁月里，我“逃离”势利，“逃离”庸俗，“逃离”权势笼罩的阴影，“逃离”精神生活的贫弱。我的“理想”在“逃离”中悄悄生长，就像沙漠中的胡杨和红柳长成了一片绿洲。这中间虽然艰难，但一些风景让我留恋：我留恋每一朵花的芬芳，我留恋每一片绿色的生机，我留恋每一弯新月和每一颗星星散发的温暖。我更加懂得珍惜身边的真善美，珍惜我所在的大学里相对自由宽松的人文环境。
“天命”已知。我深深体味到，生命的本质是自由。对我个人而言，“逃离”就是实现自由的主题，是茫茫天地间孤独而寂寥的“精神游牧”，是一个不断丰富、不断超越、从而走向通达明净生命境界的过程。在此种意义上，“逃离”本身又是一种“追寻”，所“追寻”的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生活”，重要的是生命的自由度和创造力。
我喜欢诗，但诗歌里永恒、美好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多半会遭遇粉身碎骨。艺术世界里，生命自由和个性张扬是一种壮丽的景观，而在现实生活里就成为令人“遗憾”的存在。从“不惑”到“天命”，我深深体会到“无地自由”、“无处可逃”的尴尬。“由艺术走入人生，又将人生纳入艺术”，这是我的一种“偏执”，也是我永远向往的境界。我执意“逃离”到学术生活中，以文学为巢，用文字构筑我的精神巢穴，做一个“学术中人”,以言论报国、以思想报国。
那书架上一层层、一本本的书，琳琅满目，内容虽无关联，我却感到它们之间有一条条曲折、细微而又神奇的路径相通。我知道，这条若有若无的细微路径，一端连着苍茫的历史洪荒，一端连着纷纭复杂的社会现实。沿着这细微的路径，一代又一代学人前赴后继，于崎岖中穿行，于悬崖边攀援，于荆棘里探路，或伫于苍茫，或听于寂寥，或歌于长风。山重水复，柳暗花明。他们以思想的烛照，追寻光明，“逃离”孤独，抗拒死亡，获得另一种解放，体验生命自由的欢欣。我心向往之，视之为永恒的目标。
今天，抚摸着这些过去写下的文字，我感受到岁月的温暖。新书付梓之际，我要感谢的我的妻子张俊梅。20多年来，她对我关照得无微不至。就这本集子的一些文章而言，不少源于我们的日常交谈，她的话语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感。我们的缘分要感谢上苍的安排。1989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和她相识。正在读大学的她，却是一副中学生的模样：清纯、有活力、性格外向，似乎永远也长不大。一年后的春天，天蓝水清，学校的小河边，鸟语清脆。杏花和海棠绽放，柳枝挂满新绿，河岸边的白杨吐着“毛毛虫”。湿漉漉的空气弥漫着花香。沿着河岸，我骑自行车带着她，慢慢地走啊走，欣赏如画的春光！这一幕，定格了我们永远的美丽。之后，她成了我的妻子，却陪我吃了不少苦头。她本家境良好，由于我的出身背景，她竟学会了节俭度日。如今，朋友同学中不乏飞黄腾达升官发财者，我仍是一介书生，她却从不羡慕别人。在我人生最艰难的时期，她总是对我抱以信心。这种心灵的支撑，让我默然前行……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山东大学的导师、著名书法家王长水先生，多年来他总是关心我的成长和发展，感谢他为本书题写书名。感谢著名传记文学作家陈廷一先生为本书作序。感谢周小玮女士为本书精心设计封面。我还要感谢责任编辑张炜煜先生，他的认真态度和敬业精神使我感动。感谢我的学生符娉娉、阮帆、杨雪、余嘉禾通读书稿，并对个别文字进行了修改。感谢我的学生沙晗汀对本书的《后记》进行个别修改。我还要感谢这一路上给我温暖的亲人、老师和朋友。 感谢那些给我撒下一路阳光的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