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建构在综合其他视角后从传播视角深入，似可探索出某种新路径：从景观社会切入，理清媒介、平台和受众的变迁对传播话语权框架和结构的修订规律，在比较视角的支撑下为国际话语权的重构提供新的社会传播视角。然后，从媒介景观视角进一步下探，深入到了话语权重构的传播结构，再现了传播生态的三大要素：传播场景（scene）、传播环境（environment/infrastructure）和传播语境（context）。沿着话语权重构的视角将三大要素再进一步下探，传播环境是硬件的重构，传播语境是国内外政治和文化意识的重构，由这两个视角的确立，清晰化传播场景的价值重构性特征，呈现出话语权建构可以操作的新空间。
一、亟须从全球传播生态变迁及其“文化漂白”视角认识国际话语权构建的历史语境
当今世界格局的认知和应对，除政治、经济、军事等主要视角之外，传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亟须基于历史问题和现实状况予以价值重置。“影响民众想象力的，并不是事实本身，而是他们发生和引起注意的方式”（勒庞，2014，p.44）。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打造了大众传播时代，在殖民主义时期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全球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版图建构中发挥了重大基础性作用；如今，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信息传播新技术不但重组了全球传播基础架构，而且强势介入全球发展进程，打造了基于传播结构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新生态。该过程显明，滥觞于殖民主义传播体系的既有全球传播格局成为全球发展生态的核心构成要素和巨大变量，正在经历着巨幅震荡，进而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和决定着历史发展的走向。迄今依然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殖民传播体系，其建立和传承至今的历史脉络、权力关系、文化逻辑和综合影响亟须厘清，对殖民主义传播体系及大国全球传播战略“迷思”进行历史性批判，对“西强我弱”国际传播话语格局缘由进行结构性分析，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后殖民之后为全球传播和文化发展方向提出中国国际传播观的建设性建构（姜飞、刘丹凌，2021），而在综合了全球生态和中国本土问题意识基础上树立的传播观，正是支撑中国走向全球话语权重构的理论和思想基础。
当今的社会信息传播基础结构，似乎不断呈现出一种理论幻象：信息内容是对等存在的，信息的传播过程是对称开放的，信息的选择是平等自由的。但实际上，从柏拉图时代就开始的修辞研究，既揭示了传播学在欧洲的修辞话语传统，更昭示了迄今美国、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跨文化交往的修辞性范式传统。因此，即使报纸作为媒体首现于中国，而传播学却诞生于美国。从而证明，修辞视角衍生出来的信息传递传统和理论建设自然延伸的结果，是很大程度上和特定时期服务于美欧历史、文化传统和政治架构的“精密配件”。这个精密性就体现于创设了一个庞大的信息传播体系，在耳目所及、可视可感的日常信息流的旁边，通过专业化的机构、设备和人员，通过新闻的方式，生产出了一系列超越现场感觉、知觉等直接信息的“间接性信息”，并由此构造了一个基于现实社会但却又有很大不同的“拟态社会”，事实性地生成新的文化话语语法，持续不断地重构着全球人群的认知空间——区别于当事人或者目击者对于“现场”和“事件”的感知与描述，间接性信息滥觞于这些直接信息传播过程，但却通过独特的写作手法和传播手段使其“陌生化”进而适应受众和市场，将传播者的意图修饰性地加载到直接信息的描述方式、过程和传播链条。庞大的传播体系和强大的传播能力，既满足受众对于信息的好奇，通过琳琅满目的信息塞满受众当下的思维空间，同时也给受众一把钥匙，用“无声的语言”这种话语力量提示受众该如何看待这些信息。此种专业性操作每天都在进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受众日用而不知；系统生产可植入“编码”的间接信息，在话语修辞艺术、概念置换艺术、时空嫁接艺术、议程设置艺术等加持下，维护着庞大的政治、经济机器按照既定目标运转。
由此让我们更加明晰传播和传播学在当今全球话语体系中的实质贡献：国际传播的过程是在生产间接性的信息，成为社会或者文明的构成要素，传播学需要研究这一叙事的过程和规律，研究如何通过叙事建构信念，通过我者叙事阻止他者的叙事，“影响群众意见和信念的因素分为两类：间接因素和直接因素……间接因素是指这样一些因素，它能够使群体接受某些信念，并且使其再也难以接受别的信念。直接因素是这样一些因素，随着上述长期性准备工作的延续，它们能够成为实际说服群体的资源”（勒庞，1982/2014，pp.55-56）。通过持续的传播过程构造叙事链条，形成全球话语的基础生态。
当某种体系完善、力量强大的传播体系连点成片，甚至成为时代性的传播生态的时候，间接性信息的生产似乎也开始能够做到首尾呼应，“拟态社会”甚至发挥超越现实社会的话语权力——事实上，剥离殖民历史的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交流/交际）很容易被漂白为温和、中性的理论和实践场域，美欧主导的全球化过程、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入侵得以穿上信息自由流通、多元文化碰撞的合法化外衣，摆脱了枪炮、病菌和钢铁①所表征的魔鬼面孔，以播撒西式“文明”种子、助推“发展”进程的天使之颜重现于世间。于是，全球化话语越来越淹没后殖民研究（Schwartz-DuPre & Scott，2015），甚至成为扩张美国（及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霸权的饰词（李金铨，2004，p.1）；跨文化传播与交际堂而皇之地铺平了消费主义文化行销全球的道路（姜飞、刘丹凌，2021）。
长期、持续传播信用的积累为这样的传播体系提供了巨大的认同和容错空间的时候，后来的主体要想突破并有所作为，就需要围绕话语重构，从三个层面上开展长期和细致的工作。首先，就是要从思想上突破“被赋予”的文化历史性偏见和成见，从“被建构”的文化自卑状态逐渐走向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其次，加快建设与综合国力相匹配的传播体系，同时为理论性地建构平衡主导的全球传播秩序进而重构国际传播格局作出艰深的努力；再次，掌握传播规律和传播话语，更有技巧和艺术性地生产间接信息，但前提是先通过大量的直接信息最大限度地触达受众，让其进入日常信息消费链条并成为话语体系重构的活性资源，通过改变受众的知识结构和话语方式来逐步改变其看待信息和世界的视角。
二、话语生成工作坊：自然景观、人体景观和媒体景观
正如艺术从原本由天赋人群和经过特定训练的人群所从事的专业推广到普通人可以加入的“人体艺术”、数字彩绘等，媒体也从由专业人群运用特定设备通过特定渠道进行传播演变成人手一个麦克风和人人都有电视台（vlog）——德波所说的“景观社会”已然到来。
居依·德波在1967年发表的《景观社会》中将“景观”定义为一种被展现出来的可视的景象，指一种主体性的、有意识的表演和做秀（德波，1967/2006，p.3）。这个定义提示给我们三种媒介现象：能代表和体现当代社会价值观的媒介现象、能引导个人生活方式适应现代社会主流的媒介现象、能将当代社会冲突及其解决戏剧化呈现的媒介现象。这三种现象共同构造了德波提出的景观社会的时代，也正是欧洲行为艺术流行的时候。“行为”从日常行为、自然行为借助媒介被设计、被艺术化呈现、被称为“行为艺术”的过程，与电视的诞生对于信息和新闻性信息的改造过程如出一辙。目击人看到的事件，与电视台通过屏幕呈现的新闻事件，以及通过卫星电视在异国他乡再现的新闻事件，是对同一事件呈现的三个维度，也是对同一事件看待的三种视角，当然，也可能生成三个事件，构造三种话语生态。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电视的诞生实现了音、像被录制、储存和远程播出，信息在这样专业化的过程中被不同的群体反复拿捏，构造了日常行为支撑的景观社会之外的媒介化景观社会。道格拉斯·凯尔纳在《媒介奇观》一书中将“媒介景观”定义为那些能体现当代社会基本价值观、引导个人适应现代生活方式、并将当代社会中的冲突和解决方式戏剧化的媒体文化现象，它包括媒体制造的各种豪华场面、体育比赛、政治事件（凯尔纳，2003/2003，p.2）。也就是说，当不同大小的屏幕通过远程和不同类型主体对信息进行N次加工后，新的信息消费习惯已经将价值和判断纳入了信息生成和传播过程，受众原本处于的、相对独立的个体原初状态被不同类型介质进行多元化改变的信息消费生态所消融，这个信息生成、生产和传播的过程，已经将信息价值化、媒介景观化、传播戏剧化，进而是真相故事化、故事真相化，实现了传播话语建构的乾坤大挪移。
贯穿其中的，就是信息生态的变化：从信息的自然景观化呈现、受众个性化解读到传播介质媒介化景观再造的非线性演变。李子柒的海外传播可以作为一个案例：将自然田园有选择性呈现、中外受众体验式观看传播者的艺术化表演、社交账号群和大小屏的传播性适配，用非言语传播、行为艺术实现传播范围的最大化和受众解读空间的最大化，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媒介化景观，引领了一轮消费奇观的同时，也在认知层面提供了一种田园风格传播范式对全球受众认知结构重组的可能。
伴随这种景观社会演变的是对于“真理”的专业化探索（类似专业考古队和专业钻探工种）转变成社会景观的一般性呈现（真理以间接信息、包装信息的方式漫天呈现），更加依靠社会舆论淘金术而非专业论证过程来提炼和呈现真理——此时，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掌握了真理，需要将自己传播出去，结果信息生态就好像是一款拼图，在玩家已经拼完了之后再次被重新切割成更小碎片并打乱顺序。世界还是那个世界，但是信息在新的平台、新的逻辑指导下话语性地拆条、细分化呈现，社会空间因为更细碎的镜面碎片而充满了不同角度的折射光线，似乎每个都折射了一点真理的光辉，但真理却愈发难以再现，甚至彻底隐身，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已经不再是受众太关心的事情了。社会话语空间在间接信息和景观呈现中被反复塑造而愈加虚拟化，进而被“看不见的手”所掌控，却是政治和经济资本需要高度关注的。
所以，传播视角下的真相，似乎从来都是“真理”的“相”，是真理的折射，没有谁敢断言他掌握了真理，从传播视角来看可能不过是“盲人摸象”，或者是“小孔成像”；有了这样的思路，或者沿着这样的思路，或许可以更好理解，当既往真理生成的过程发生巨变——间接信息、拟态世界、话语空间等要素改变了真理生成的过程，以至于“后真相”概念和话语被生产出来，来质疑真相生成过程的时候，就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巨变：首先是“真相”生成及其话语结构的历史性坍塌；其次，“后真相”概念为传播的价值站台，本身折射了以往“真相”假设之“不真”的可能，当然，也可以直接理解为真相生产的真实生态；再次，“后真相”时代“真相”的本质和生产过程凸显话语和结构的现实和可操作性本质。尤其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主体进行跨文化交际，依托其特定的话语框架，界定了“我们”之间的国际传播模式，愈加需要超越自然景观、人体景观、媒介景观的三个维度阈限，实现跨框架、跨话语、跨结构的信息传递，抓住话语建构的机遇，跟上时代传播的节奏，适应或者重构传播的生态。
三、话语建设三分屏：传播场景、传播环境、传播语境
媒介景观的话语建构重要性正在提升，将其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信息传播学和社会学、政治学的简单相加似乎有点简单化，传播视角下文化话语的结构设计需要遵循“逐步分层、向下切分”的逻辑；此时，对于任何传播行为的研究视角就逐渐从宏观的传播语境（历史、文化）下沉到中观层面的传播环境（技术、结构），更下沉到微观层面的传播场景，综合考虑三者的融合互构过程并将其置放在文化边界跨越的视角下观照，在异质文化交流条件下自动遵循传播和跨文化传播规律进行适当调试和新平衡生态的建构。
首先，所谓传播场景，指的是为了特定的传播效果而现场性人为建构的临时的、组合性的传播景观，比如新年联欢会的舞台、营销领域的网红传播全程布景，以及新闻发布会布景，都可以视为传播场景的概念范畴。其次，所谓传播环境，指的是支撑传播场景的传播基础结构，包括带宽、网速、光纤或者卫星、电脑、手机等平台构成的信息传播基础结构。再次，所谓传播语境，指的是当传播环境历史性地建设完毕，传播场景布局完毕，开始通过语言或者非语言传播讲述故事，开启传播的时候所需要考虑的（也是需要提前考虑的）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生态要求，面向什么样的主体群落，基于什么样的目的、问题进行的传播语境宏观设置。举例来说，一场音乐会上，声音是媒介，但声调、着装、舞美设计和舞台布景构成了场景，内外的信息传播基础结构构成了传播的环境，而这场音乐会是公益还是商业，面向什么样的人群，在哪个国家或者地区，在什么样的时间段开展和传播等，就构成了传播的语境，也就是传播价值阐释和话语建构的起点。
这三个基本构成中，语境的概念相对复杂和多元。根据霍尔（1977/2010）的研究，在确定信息含义的过程中，如果大部分因素都源于其诞生的语境，这类信息及其信息传递过程就会被称为“浓语境”（high context）信息②。浓语境的含义特指特定群体的成员，身处其中的人因为在历史、语言、习惯、居住空间、共享的经历等很多事情上拥有共享的认知体会和经验积累，故而彼此之间的交流往往不需要太多的有声语言，仅仅需要寥寥数语、一个名字、几个数字、点头、眼神以及肢体动作、完全没有语言的副语言的音调就能彼此知晓对方表达的含义，实现有效传播。比如夫妻之间看到某个现象后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比如一首藏头诗，需要更多的知识和共同经验范围的东西才可以领会；比如同一文化群体中类似同学、战友、同事等亲密关系群体的笑话讲述等。
如果把浓语境传播运用到特定的异质性文化群体，比如民族、种族或者国家（地区），就有一定的困难。这个时候，语境是可以且需要细分的。任意一个传播行为和过程，其传播效果都会取决于如下这些语境：首先是个人的感知/认知——包括信息和知识储备、传播基本素养基础上的感知视角和认知能力。比如个性化的特征会改变一般语境，沉默会转换传播语境的浓度，或者因为沉默本身可能会带来的含糊不清甚至传播歧义（communicating ambiguity）而产生某种浓语境。其次，传播的物理环境——包括空间所限定的语境特征（教室、会议室、卧室、广场、市场、法院）所内含的传播规律和空间特征，比如：话语的方式（正式性或者非正式性）；传播者之间的空间认知素养（身体的理解、身体距离的要求、隐私敏感程度）的交集；从语境建构来说，角色分配差异构造了话语框架的差异。比如谈判双方因为共同利益的聚焦会模糊或者淡化性别角色差异，当然也可能因为这样的性别角色重新分配淡化谈判传播的语境，这些都是因人、因环境而异的，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再次，关系语境——交谈者之间的社会关系（性别、年龄、社会地位、价值观、宗教信仰、教育程度等）带来的传播共同经验范围的重合度；最后，文化语境——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宏观文化、微观文化、亚文化等）。从广义文化来说，比如因为政治、经济等因素造成的历史性的民族仇恨和战争记忆；但从狭义微观文化层面来说，个体的记忆与国—族记忆的传播断层导致个体层面的亚文化传播与宏观层面的国际传播不一定总是合拍的，国与国之间的“政冷经热”现象，从这样的语境视角来看有一定的解释力。
四、话语呈现多棱镜：场景、环境、语境的多维组合
语境、环境、场景相对稳定、限定性地运作的可能性并非没有，但是更多的情形下，这三者还是非线性存在的，彼此之间有不同类型的“境”况组合，形成新的传播现象，需要把握。比如，第一，语境崩塌（Context Collapse）现象。社交媒体自身的数据泄露丑闻，加上社交网络扩大而导致信息交叉印证的间接信息传播环节断裂，出现传播场景与传播语境尴尬并置、互不支撑的现象，一般称其为语境崩塌现象。这样的结果是，用户对于传统媒体的信任被迫重回朋友、家人、熟人身上，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信息消费动能转向了WhatsApp、Snapchat等即时通信软件，在新闻阅读上的使用比例持续上升，特别是在Z世代年轻人群体中。第二，语境叠加、语境融合、视界再造的全景呈现。人与人的关系模式基于特定的交往背景，包括：（1）从未谋面；（2）见过1~2次，但印象不深；（3）见过，印象深刻；（4）时常见到，但不交往；（5）家人、亲属、朋友、战友、同学、同事、同乡等。多重文化边界的融合和叠加，构成了大千世界人与人的相遇、相交，全面呈现着“语境”的运动性。大街上的陌生人熙来攘往，与身边的人相遇但不相交的情形是最常见的。见面而且握手，坐下来喝点茶，甚至还相约共进晚餐，并由此保持各种通信联络，不定期见面，到建立起相对固定的关系——比如成为同事，朋友，恋人乃至夫妻，由以往的泾渭分明到现在的不分彼此，是“你（我）之所以成为现在的你（我）”的各种语境的相遇、叠加、融合和再造过程。第三，语境更新和语境革命。历史让新生代有一种不能承受之重，新世代新征程需要新知识的生产，实现语境更新甚至语境革命也是在跨文化传播领域内时常进行的。近代中国从文化自卑到文化自觉、文化自强、文化伟大，集体记忆认知层面的更新和革命几乎是和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步进行的。这其中就包含了这样几个步骤：（1）语境批判。比如对于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的殖民主义语境进行历史性的、文化性的批判，解构掉文化自卑的根源（姜飞，2005，2006，2011）。（2）话语更新。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一种话语更新的代表，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比较适用于国内传播的术语概括之后，“中国式现代化”就能更好地从语用学层面将国际受众熟悉的“现代化”“现代性”等概念性和体验性的知识储备与中国建设历程和结果进行语境叠加和视界融合，能够超越既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宣话语的局限，实现更好的国际认知传播。（3）语境再造。“巴黎协定”记录了对于世界绿色低碳发展方向的中国贡献，同时，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推动签约，本身就是一种新形势下中国介入国际传播的语境的再造，可以用大家共识性的话语和视角与世界对话，进而推动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和理解中国。（4）新知识的生产。所有传播场景的设计、传播语境的认知运动，都最终要求有效地落脚在新知识的生成和生产。清华大学葛兆光教授则进一步把这种必要性概括为知识和思想之间的关系，提出“有时，知识的储备是思想接受的前提，知识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先兆”（葛兆光，1998，p.29），“正是知识的背景，支持着思想史的谲诡的风云变幻，使思想史上的种种奇异的、怪诞的思想具有可理解的背景和土壤，思想脱离知识系统的支持，将失去语境”（葛兆光，1998，p.30）。更新后的知识储备，才可以有更新后的认知视角和态度、行为（姜飞，2007）。所以，党的二十大前后提出的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是一种知识层面推动国际传播更新的更大的战略，与经济的崛起是相辅相成、前后承接的。当然，语境再造本身既是知识生产的过程，也是新知识生产的开始。
综上，语境更多还是一种话语建构的静态分析，是跨文化传播理论与实践中，对于历史、传统、文化等相对长时段凝固下来的一种静态化的分析视角；但在社交媒体和新兴媒介条件下，场景的概念作为话语建构的重要补充和变量系数，增加了一种动态调整的多元化可能。也就是说，跨文化传播的实践，传播主体既需要在传播动作和规划发出之前进行跨文化语境的分析和价值预建构，对目标受众的信息和知识储备进行分析——这本身就是语境分析的有机构成部分，还需要对信息发出时刻其传播场景进行跨文化分析和传播策划，深入研究传播场景和信息内容的耦合性，避免张冠李戴；深入研究传播场景和受众信息接受的规律性，避免刻舟求剑；深入研究传播场景与受众认知储备的违和性，避免指鹿为马。总体来看，传播语境在短时间内是无法改变的，只能深入研究以多元适应并逐步话语性地重构。但场景是可以再造的，通过场景重构，唤起受众记忆，增强信息和感受的共同经验范围，打开传播通道，强化传播效果。当然，对于传播环境的提前介入，包括现场布线，网络提速也是必要的环节，是支撑话语权建设的有效思路。
五、话语重构直通车：传播场景再造如何成为话语重构的路径
沿着上述的思路一路下来，话语重构的传播视角或者传播路径就逐渐清晰化了。跨文化的传播，在深入研究传播语境的条件下，充分利用传播环境，遵循传播规律对传播场景进行深度再造，是话语结构重组、话语方式移植、新认知空间重构以实现传播致效的有效思路。总体来看，场景再造有这样几种方式。
第一，嵌入。这是最简洁的跨文化传播方式。场景嵌入，类似把拼图的复制品完美地插入原图，不仅与原图不违和，甚至还因为场景的创新生发出新的意涵。比如，在北京市的使馆区矗立着不少极具文化特色的使馆建筑，如崇尚现代主义、注重简洁风格的美国使馆，带有浓烈古典主义的德国使馆和体现巴洛克风格的法国使馆，都嵌入使馆区的文化地图，在外观形态设计和文化理念传达上保持独特，但又与使馆区周边的建筑群并立，好似一幅幅浓缩的外国风貌图进入本国城市，保有强烈文化特色的同时，又自然融入了北京城市风景线，是巧妙的跨文化传播场景嵌入的典型案例。
第二，重构。是在尊重文化语境和传播环境基础结构的前提下，从场景内容和节奏（调性）等方面进行微观调整，再插入故事原型，实现一种改变和引领议程的功能。这是一种柔性再造，比如1998年著名的电影《罗拉快跑》，罗拉有着明确的任务目标——20分钟筹到10万块以拯救男友的性命。罗拉或男友在任务途中死亡，游戏结束之后，罗拉又会立刻回到出发点重新来过，实现话语重构。整部电影，通过游戏的方式重复了三次。从中我们看出，从传播视角来看，一些小小的改动就造成了一大片的涟漪，每次罗拉改变沟通对象和互动方式，都会改变电影的话语结构和结果。影片想要揭示的意义，正如片头所说的那样——“我们不应该停止探索，我们所有的探索，最终将回到我们的起点，并第一次了解该处”。这个案例体现了场景重构进而实现传播效果重构的话语意涵。
第三，切片。将一种宏观生态或者价值观话语，通过故事切片的方式，迎合受众的多元化、多视点、多层面的消费需求，用碎片化折射和多元化嫁接的方式构造受众的“准真相”化认知。比如电视剧《媳妇的美好时代》，整个故事就是家庭琐事，两个家庭之间的家长里短，呈现了当代中国都市家庭的婆媳关系，以及拥有新式婚恋观的“80后”适婚年轻人的婚姻故事，实景拍摄，大角度呈现中国城市，立体、真实、全面地呈现中国，配上斯瓦希里语以后，在非洲热播，通过再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推动与非洲本地人的共情传播，逐步地改变当地对于中国固有的话语方式和认知框架，收获较好的国际传播效果。
第四，再现。在基本的故事传播结构和框架既定或者基本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场景再现实现对同一主题复制，进而强化传播效果。比如好莱坞近半个世纪以来所建构的基本话语框架：美国国内一片祥和民主，世界其他地方混乱专制，某个美国个体或者家庭被卷入政治、经济或者军事冲突而深受体制之害，在即将灭亡之时，有美国英雄或者群体挺身而出，最终拯救个体或者国家于水火，更多的人认识到了美国的伟大云云。这样的基本话语框架，可以在非洲、亚洲、拉美任何场景地区用不同肤色和国别的面孔进行再现复制，不断强化故事的话语主题。这样做的结果可能是，呈现不同地区和时间的场景，但却推动美式价值观反复再现。
第五，戏仿。面对强大的历史性题材故事的讲述，新的讲述者在很大程度上无法更改历史语境和资本力量，但是可以通过戏谑的方式将既有的主题进行解构甚至颠覆。比如电影《战狼》，如果将其中的主角从中国人换成美国人，似乎就是好莱坞式的美国强大主题片的完美复制；但其主角换成了中国人，就会在对于美国好莱坞电影传播历史和传播方式比较了解的受众心目中形成了一种戏谑性话语，可以说，用几百篇学术论文无法让人信服的好莱坞英雄主义的宣传模式，通过这样一部电影的对仿就让受众看清楚了。
综上，传统媒体时代基于军事和政治硬实力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个领域进行的话语权建构，在今天社交媒体时代正在发生着深刻改变。媒介新景观社会构造了话语生成的工作坊，传播场景、传播环境和传播语境构成了新时代国际话语建设的三个循环建构维度，尤其是新兴传播技术下，将以往话语构建的历史经验与当今的传播场景再造结合起来，正在为国际话语权的建构展现出传播领域的贡献和价值。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人类文明新形态话语体系构建与全球传播研究”（项目批准号：22&ZD31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①雷蒙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和钢铁》一书中试图解释为何欧亚文明最终可以存活下来并战胜其他文明，分析了现代世界及其诸多不平等形成的原因（戴蒙德，1997/2016）。
②也有译者用“高语境/低语境”（high-low context），并传习较广。但如果对于语境两种类型进行深入考察后会发现，语境的差异无所谓高低之分，尤其是在文化比较语境下，高和低往往染上分野和优劣的认知误会。而霍尔所讲的，更多的是文化性要素介入传播条件下的多和少、浓和淡的问题——而不是高和低，故而，本文使用“浓/淡语境”的表述取代“高/低语境”，并非标新立异，实则是对霍尔语境观认识层面的深化和调整，供研究者参考。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完整版请参看刊物原文
本文引文格式：姜飞：《新时代中国国际话语权构建的传播视角》，全球传媒学刊，2023年第4期，6-1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