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幻新浪潮

                                  ——在跌宕中重塑自我

2015年8月23日，《三体》斩获有“科幻艺术界的诺贝尔奖”之称的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这是亚洲作家首次获得雨果奖。

一年之后，2016年8月21日，《北京折叠》接力《三体》，再获雨果奖。

短短一年之间，中国科幻热被全线引爆，从偏居一隅的小众文化圈走向大众视野。雨果奖的光环之下，新生的科幻文学界欣欣向荣。在热度过后，也有人质疑，当获奖带来的关注度消退，中国科幻终将再次隔绝于主流文学之外。

科幻小说作家韩松如曾说，“中国每到社会转折点，科幻就会兴旺一番。”

一路走来：跌宕中迎曙光

韩松在《我与< 科幻世界>》一文中，将中国科幻文学发展划作三个时期——第一次是清末民初。列强轰开国门，国人第一次见识现代科技的巨大力量。在此浪潮下，梁启超、鲁迅先后刊载、翻译儒勒·凡尔纳的多部科幻小说以开启民智，科幻文学一时风行。

第二次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刚刚建立起现代国家，百废待兴的科技也意味着无限可能。第三次则赶上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第二年，《科幻世界》创刊，中国科幻这只“孤鸟”终于有了家。

然而好景不长，1983年，全国性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将部分科幻文学定性为“被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商品化倾向严重侵蚀”。一时间，全国科幻杂志纷纷停刊。

“但那时候，像我这样的作者，都还在埋头写。不明白为什么要写科幻。也许是年轻人觉得未来还有希望吧。”韩松这样写道。

转折发生在1991年，世界科幻协会年会（WSF年会）在成都召开。这次年会由当时的主编杨潇等三人一路坐火车北上，经俄罗斯去海牙争取而来。这次绝境逢生的会议为中国科幻打了一针强心剂。

此后，《科幻世界》主办多场国际科幻大会，引入大量外国经典科幻作品，这些文学作品滋养了一代人。

科幻文学走过的这一路曲折离奇，也许正折射出了一段中国社会的发展变革，而这段历史也反过来为中国科幻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科幻作家王晋康这样评价道：“像我这代中国人的丰富经历：土改、反右、大跃进、文革下乡、改革开放等，国外作者是不可能具备的，这正是我创作的优势所在。”

作为八次“银河奖”得主，王晋康的作家之路颇有些奇幻味道。他并非铁杆科幻迷，投身科幻创作原是缘于一次偶然——给十岁的儿子讲故事。

“不过我觉得这些只是契机，真正深层原因是我从小种在心中的科学情结。”王晋康回忆道，“我对于大自然的深层奥秘和科学所带来的震撼力，可能比一般人有更锐敏的感觉。青少年时曾立志当科学家，由于种种偶然，我没能走上那条路，于是把少时的科学情结移植到科幻中了。”

现在，只要提到中国科幻，势必要提到“何慈康松”，即何夕、刘慈欣、王晋康和韩松。这四位风格迥异的作家基本代表了中国科幻的四大支柱，其中以刘慈欣最为大气，韩松风格奇诡多变，何夕通俗具有情怀。至于王晋康，韩松将他描述为中国的布鲁诺——“布鲁诺，是一位宗教徒，然后才是科学家。而他在最后殉道，展现的是宇宙的艺术终极之美。”

且行且思：目光投向未来

在普通人眼中，头顶几百米处的世界已经无关紧要，但对科幻作家来说，世界末日、宇宙危机和人类文明的未来等终极命题因为频繁的思考而变得触手可及。

在作品《逃出母宇宙》中，王晋康构画出一套极端专制、一夫多妻等与超级灾难相适应的价值和道德体系，这并非天方夜谭，而是科幻作家对极端条件下人类处境的思考和预测。他曾说过，人类永远要面对灾难，科学征服的疆域越来越大，我们就要面对更多不可控的灾难。

“其实这正是科幻文学的社会功能之一。”王晋康解释道，“当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目光是`向下`和`向后`时，应该有一些人，哪怕是极少数人，把目光抬远一点，更多地关注未来。

王晋康还提到了科幻文学雅俗交融的特质，除娱乐的功能外，科幻文学应兼具教化功能，也就是要启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尤其要建立他们与科学的亲近感。

相比作家，科幻迷反倒乐意以更轻松的心态来看待科幻文学。《科幻世界》的外文编辑万洁就是一位铁杆科幻迷。当被问及“科幻文学的社会意义”时，她半开玩笑的反问道：“我们是喜欢给一件东西、一件事找意义，但是为什么不能把意义放一放，感受一下乐趣呢？”科幻是科幻迷心中的“永无岛”，供人短暂地逃离乏味的现实生活。

除以上两种功能外，王晋康还提到了科幻对科学的作用——从儒勒·凡尔纳的时期开始，科幻就开始为科学发展提供创意：“（如果）一个国家的科学界，与科幻整体没接触，（那么）这个国家的科学界是僵化守旧的，是出不了大师的。”

作家刘慈欣也曾语出惊人：“坦率地说，科幻小说幻想的那些情节甚至达不到后来几十年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变化，就这个角度而言，科幻是有危机的。所以我常常想，科学催生了科幻，可能最后也会杀死科幻，即科幻生于科学，也死于科学”。

然而，科幻文学也许会逐渐失去借鉴的意义。2016年中国科幻大会的专家对第二十七届“银河奖”获奖作品的评估表明，优秀科幻作品中并未出现飞跃性的创新。相比《三体》系列小说出现诸多创新点，2015年中国科幻在创意创新方面的颠覆性明显不足。

尴尬的是，在作家“质”的提升之前，“量”的提升却先成了难以跨越的天堑。

《科幻世界》副主编姚海军曾列出这样一组数据：最近5年，对比中、美、日三国科幻作家数量，美国是1797人，日本是480人，而中国只有210人。

纵然近年的科幻热为圈内带来了一批新作者，新的问题却接踵而至。身为编辑的万洁因工作需要，审读过大量原创长篇来稿。在她看来，很多作家只是将老套的故事内核贴上时兴的概念（如“人工智能”“VR”“降维打击”“三体人”“火星殖民”），还有部分作家披着科幻的外衣写言情武侠之实。

这批作家的写作特点，不仅受到文化市场上“快消费”倾向的影响，还与传统教育体制对创意的禁锢不无关系。“我曾有一位搞教育的朋友说，中国的应试教育是一种‘最不坏的体制’。我认可这个观点。”王晋康说，“但这种应试体制确实在相当程度上扼杀了青少年的想象力，甚至把学生变成电脑老师统治下的’填空‘机器。我对这种教育体制深恶痛绝，因为它阻碍了科幻的发展。”

尽管存在诸多问题，王晋康依然保持着乐观的态度：“科幻的发展与社会和科技的发展呈正相关，只要中国经济的向上过程不中断，中国科幻就会继续发展。”

知名科幻作家王晋康（图片来自中新网）

多元形式，前路何寻？

2015年被称作“中国科幻片元年”。在中影11月公布的24个新电影项目中，科幻片就占了3部，分别为《超新星纪元》、《流浪地球》和《微纪元》，均改编自刘慈欣小说。再加上游族影业的《三体》和小马奔腾的《乡村教师》，仅刘慈欣一人就包揽了五个电影项目。

在采访里，刘慈欣将之解释为一种中国科幻作家的危机感。前些年科幻体裁遇冷、版权难卖的记忆，使科幻作家们养成了“只要有机会就会第一时间卖出版权”的习惯。

只不过，随着一批优秀科幻作品的投拍，唱衰之声也尾随而来。游族影业买下《三体》的两年里，只推出过一个简单的宣传片，其特效还被网友调侃为“大型网游宣传片”，这引发了科幻迷对中国电影工业水平能否承担科幻电影制作的集体质疑。

《三体》舞台剧导演张笑帆直言道：“我现在还觉得《三体》这部小说要影视化是非常非常艰难的，放在好莱坞也是一样。中国现在就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感觉，一上来就啃了这么大一块骨头，这肯定是会有阵痛的。”

同样是面对一块“处女地”，《三体》大型科幻舞台剧的改编之路也并不顺利。制作团队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技术问题。据人民网报道，《三体》舞台剧斥资1500万，出动了12架无人机，并运用到纱幕投影技术以呈现出一个真实的三体世界。

在张笑帆看来，一般情况下，科幻舞台剧的成本有限，使它不能大量采用新技术制造特效场面。相比全球上映的好莱坞电影，舞台形式观众有限，难以形成巨额投入、巨额回收的形式。

“除非有最有影响力的作品来走这第一次——而《三体》就是这样的第一次。”张笑帆解释道。团队实则在以《三体》的号召力为保障，进行一场大胆的科幻舞台剧实验。

导演们面临的另一问题，是做一个所有观众都能看懂的故事。这要求他们在科幻的软硬间取一个平衡。《三体》中有大量硬科幻的内容（如时间、空间的维度的问题），因此在呈现的时候，必须把这些概念尽量地简化或趣味化，再通过技术特效将这些概念视觉化，辅以场景让观众理解，

张笑帆以剧中叶文洁和汪淼讨论“三体问题”的情节为例，阐释了如何在舞台剧中视觉化科幻概念：“史强和大多数观众一样，对‘三体问题’没有了解。因为史强在啃苹果的时候听到叶文洁跟汪淼谈论‘三体问题’，我们就用多媒体呈现出他脑子里有三个苹果在天上飞（按照三体运行的方式来运行）的画面。当叶文洁说‘三体问题’目前无法精确求解时，史强脑子里就乱了，三个苹果也掉下来砸在他头上。”

舞台剧的每次排练之前，张笑帆都会请来对科幻了解程度不同的朋友们在旁观看：“只要有看不懂的地方，那改编就是失败的。”

8月份首演后的广泛好评，使《三体》舞台剧终被证实为一场饱含惊喜的尝试。当媒体认定这次成功将会带来一股科幻作品影视化潮流，并将把中国科幻更快地推向世界市场时，张笑帆却更愿意将之比作一把“双刃剑”。

在他看来，积极地看，中国科幻也许有朝一日能够追平好莱坞，制作出如《阿凡达》、《独立日》这样卖座的电影，但同时，科幻电影也难免为适应大众的口味而牺牲一定的深度。

“不是说影视一定更适合科幻的传播，而是科幻一定要有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包括了各种行业的相互之间的配合。它应该是一片休戚相关的森林，而不是一棵孤独的大树在一个草原上。”张笑帆说。

随着这个完整科幻体系的建立，科幻行业将会呈现出版、影视、动漫、游戏并行发展的“百家争鸣”之势，这一切将会整合成一个潜力巨大的科幻市场。然而，对于2010年以前还处于“杂志时代”、“书籍时代”的中国科幻来说，这种前期发育不完全的超速发展，也许含有几分“福祸难辨”的味道。

“每一个行业要发展起来，可能都要经历一些乱七八糟的情况；而这样乱七八糟的阶段可能就是英雄辈出的年代。”张笑帆说，“我们不可能因为有了一个刘慈欣、两座雨果奖，就马上变成一个科幻大国。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要在混乱中慢慢成长。这个过程本身也是很有趣的。”

这是中国科幻的三国时代。即便是敢于预测人类末日的科幻作家，也无法断言中国科幻究竟会走向何方。唯一肯定的是，蹒跚走过百年的中国科幻即将在一场爆发中重塑自我。

2007年，美国著名科幻作家大卫·布林（David Brin）在成都国际科幻大会上说：“世界科幻的未来在中国。”在此之后，中国科幻历时9年酝酿起一场狂潮，正如王晋康所言——“中国科幻已经到了大潮到来的前夜，我们可以看到不太远处的那一线白浪了。”

《三体》舞台剧现场（图片来自豆瓣网）   

记者/尹丹濛（国新） 顾心怡（英院）

芦    依（国新）肖钰涵（西葡）

任   倩（日语）邓爱山（欧院）

刘沐欣（英院）

文编/王云祎（国新）